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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书”，道光皇帝只朱批了一个字：“览”。别无他话，和批阅一份普通奏折以及朝鲜、越南等国家奉上的表文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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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总统的第二封信写了什么呢？这封信很短，口吻也很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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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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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MPEROR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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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and Good Friend: I have made choice of Caleb Cushing,one of our distinguished citizens, to reside near your Majesty in the quality of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e is well informed of the relativ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sincere desire to cultivate friendship and goo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us; and, from a knowledge of his fidelity and good conduct, I have entire confidence that he will render himself acceptable to your Majesty, by his constant endeavors to preserve and advance the interests and happiness of both nations. I therefore request your Majesty to receive him favorably, and to give full credence to whatever he shall say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f all when he shall assure you of their friendship and wishes for your prosperity. And I pray God to have you in His safe and holy 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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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 the twelfth day of Jul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forty-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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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ood friend, JOHN 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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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没有递交这份书信，可能也是因为其口吻太随便了一些。翻译成今天的白话，这封信的意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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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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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好朋友：我已经任命我国最杰出的公民之一顾盛，担任美国特使暨全权公使，前往驻扎贵国。他已经明晰了两国的相关利益，以及我们促进双边友谊和友好往来的真诚期望。鉴于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举动，我完全相信他将通过维持和促进双边利益与福祉的不懈努力来为陛下所接受。在此，我要求陛下热忱款待他，相信他有关美国的言论，特别是他做的推进双边友谊以及对陛下福禄之祝愿。我祈祷上帝保佑您平安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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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降生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笔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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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好朋友 约翰·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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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要是读到了这样一封称呼他为“好朋友”的来自自认是他的“好朋友”的信，不知道会做何感想，而写信之人，恐怕也得遭殃。当然，这样的一封信，即便是递交给了广州方面，耆英等人也绝对不会原样翻译呈递上去，开头的“伟大的好朋友”恐怕也要变成“中国大皇帝陛下”，最后也要变成一封准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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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诏书：想象中的美国外藩朝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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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不往非礼也，耆英请求道光皇帝颁发一个答复给美国方面，但是这个回复不是国书，而是天子颁发外藩的“诏书”。道光帝欣然赞成，正如耆英所言，“该国远隔重洋，因仰戴天朝恩德，遣使呈递国书，情词恭顺”，中国理当“俯赐玺书”，这样美国就可以“奉为世守”，即世世代代作为中国册封的世家陪臣。这完全是出于中国对外藩朝贡国家的理解，对美国做的主观的身份认定。念及美国“地居化外，言语不通”，所以诏书如何写，道光帝命耆英好好斟酌。从道光和耆英这一交流中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完全是在朝贡贸易体系内看待美国的，所以“呈递国书”一事就显得比通商条约谈判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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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领命后，再次对美国进行了想象中的描述：“米利坚地处西隅，在各国中最为荒远，今蒙恩准特降诏书，俾得奉为世守，既已嘉其慕义之忱，复以坚其向化之志，殊方异类，莫不感戴皇仁。”然后，耆英认为美国人地处化外偏僻之所，无从理解天朝诏书中深奥的文字，所以此次可以写得简单明白，要维护“天朝体制”。“天朝体制”这个词，从乾隆时期以来使用得特别频仍，上至天子下至州官，经常使用，但究竟什么是此一体制，乾隆皇帝和整个朝廷从未定义过，大略而言是一种模糊的对中国具体运作机制的描述。另外，耆英建议使用清文，即满文写诏书，这样做“更为慎密”。满文是清代的国文，所以耆英这样提议可以理解，中国颁发给朝贡外藩的诏书敕谕，也大多都有满文本，例如册封朝鲜国王的诰命，就是满汉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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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于是拟定了一个汉文本和一个满文本，奏请道光皇帝的意见。汉文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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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朕仰承景命，抚驭中华，薄海内外，视同一家。春初，贵国使臣加勒顾盛奉书远来，抵我粤省，历涉重洋，辛劬备至。朕不忍令复劳跋涉，免其进京朝见，特命钦差大臣宗室耆英，前往慰劳，并商订一切事宜。嗣经该大臣将来书呈览，悃忱笃挚，词意恳勤，批阅之次，嘉悦殊深。所订一切贸易章程，朕覆加酌核，亦俱详尽周妥，永堪遵守。其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均准合众国民人前往，按照条款任便贸易，结万年之和好，利两国之人民，想伯理玺天德亦必深为欢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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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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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命之宝）（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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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耆英捉刀的道光皇帝颁给美国总统的“诏书”的汉文本，落款日期换算为西元系184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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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书”上所用的印“敕命之宝”，是皇帝用来盖在诏书上的特用印玺。“敕命之宝”，满印文为hesei tacibure boobai，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耆英按照他的计划用满文行书写了一份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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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满文本和汉文本意思是一致的，例如首句“daicing gurun-i hūangdi fonjime, be lii hi tiyan de saiyūn”即是“大清国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的意思，对应汉文本原文首句即“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大多数情景下，满语相对于汉语而言意思表示得比较直白，例如第二句“bi amba doro be sirame alifi”，意思是“我承受大命”，在汉文本里就是“朕仰承景命”；下一句“tumen irgen be bilume dasara de”，意思是“抚育统治万民”，即汉文本里的“抚驭中华”；后面一句的“gubci mederi tulergi be emu booi gese gūnime”，意思是“海外全部视如一家”，即“薄海内外，视同一家”之译。以下亦皆如此对应。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满文在很多语境内缺乏汉文所能携带的强烈政治含义，例如举出的这几个例子内，“朕”这个在汉语中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字，在满文中是“bi”（“我”），是一个常见的第一人称称谓，并不具备排他性使用特征。至于“仰承景命”等等，满文均无法将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同等表达出来（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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