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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好朋友 约翰·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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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要是读到了这样一封称呼他为“好朋友”的来自自认是他的“好朋友”的信，不知道会做何感想，而写信之人，恐怕也得遭殃。当然，这样的一封信，即便是递交给了广州方面，耆英等人也绝对不会原样翻译呈递上去，开头的“伟大的好朋友”恐怕也要变成“中国大皇帝陛下”，最后也要变成一封准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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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诏书：想象中的美国外藩朝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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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不往非礼也，耆英请求道光皇帝颁发一个答复给美国方面，但是这个回复不是国书，而是天子颁发外藩的“诏书”。道光帝欣然赞成，正如耆英所言，“该国远隔重洋，因仰戴天朝恩德，遣使呈递国书，情词恭顺”，中国理当“俯赐玺书”，这样美国就可以“奉为世守”，即世世代代作为中国册封的世家陪臣。这完全是出于中国对外藩朝贡国家的理解，对美国做的主观的身份认定。念及美国“地居化外，言语不通”，所以诏书如何写，道光帝命耆英好好斟酌。从道光和耆英这一交流中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完全是在朝贡贸易体系内看待美国的，所以“呈递国书”一事就显得比通商条约谈判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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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领命后，再次对美国进行了想象中的描述：“米利坚地处西隅，在各国中最为荒远，今蒙恩准特降诏书，俾得奉为世守，既已嘉其慕义之忱，复以坚其向化之志，殊方异类，莫不感戴皇仁。”然后，耆英认为美国人地处化外偏僻之所，无从理解天朝诏书中深奥的文字，所以此次可以写得简单明白，要维护“天朝体制”。“天朝体制”这个词，从乾隆时期以来使用得特别频仍，上至天子下至州官，经常使用，但究竟什么是此一体制，乾隆皇帝和整个朝廷从未定义过，大略而言是一种模糊的对中国具体运作机制的描述。另外，耆英建议使用清文，即满文写诏书，这样做“更为慎密”。满文是清代的国文，所以耆英这样提议可以理解，中国颁发给朝贡外藩的诏书敕谕，也大多都有满文本，例如册封朝鲜国王的诰命，就是满汉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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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于是拟定了一个汉文本和一个满文本，奏请道光皇帝的意见。汉文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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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朕仰承景命，抚驭中华，薄海内外，视同一家。春初，贵国使臣加勒顾盛奉书远来，抵我粤省，历涉重洋，辛劬备至。朕不忍令复劳跋涉，免其进京朝见，特命钦差大臣宗室耆英，前往慰劳，并商订一切事宜。嗣经该大臣将来书呈览，悃忱笃挚，词意恳勤，批阅之次，嘉悦殊深。所订一切贸易章程，朕覆加酌核，亦俱详尽周妥，永堪遵守。其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均准合众国民人前往，按照条款任便贸易，结万年之和好，利两国之人民，想伯理玺天德亦必深为欢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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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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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命之宝）（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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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耆英捉刀的道光皇帝颁给美国总统的“诏书”的汉文本，落款日期换算为西元系184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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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书”上所用的印“敕命之宝”，是皇帝用来盖在诏书上的特用印玺。“敕命之宝”，满印文为hesei tacibure boobai，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此同时，耆英按照他的计划用满文行书写了一份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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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满文本和汉文本意思是一致的，例如首句“daicing gurun-i hūangdi fonjime, be lii hi tiyan de saiyūn”即是“大清国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的意思，对应汉文本原文首句即“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大多数情景下，满语相对于汉语而言意思表示得比较直白，例如第二句“bi amba doro be sirame alifi”，意思是“我承受大命”，在汉文本里就是“朕仰承景命”；下一句“tumen irgen be bilume dasara de”，意思是“抚育统治万民”，即汉文本里的“抚驭中华”；后面一句的“gubci mederi tulergi be emu booi gese gūnime”，意思是“海外全部视如一家”，即“薄海内外，视同一家”之译。以下亦皆如此对应。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满文在很多语境内缺乏汉文所能携带的强烈政治含义，例如举出的这几个例子内，“朕”这个在汉语中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字，在满文中是“bi”（“我”），是一个常见的第一人称称谓，并不具备排他性使用特征。至于“仰承景命”等等，满文均无法将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同等表达出来（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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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耆英手书道光皇帝颁美国总统的“诏书”满文本（阅读顺序自左至右、从上而下）。按照道理，这种文书应该使用清文楷书才对，但据耆英自己向道光帝交代，他自己一直写行书，鲜写清文楷书，所以道光帝就顺势同意他这样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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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约因为学科专门化和研究课题细分的关系，也受多语言研究风气和美国历史学界的所谓“新清史”的路数的影响，很多学生和研究者对满文档案趋之若鹜，甚至在很多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懂得满文档案比不懂的要技高一筹的印象，其实这完全要看具体而微的研究课题以及具体的历史时段而判定。很多时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研究者最好能做到汉满对照，方能更进一步挖掘历史文本传递的文化、政治等信息，否则片面依靠汉文或者满文档案，都难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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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对耆英起草的“诏书”十分满意，命令耆英颁发美方。于是，耆英于1844年底将之转给伯驾，伯驾随后将其翻译成了英文，于1845年1月23日自广州转给当时已经回到华盛顿的顾盛，顾盛将原本两份和伯驾译文于1845年6月21日通过国务院转给了总统，但泰勒总统已经于当年3月4日下台了，换上了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1845—1849年在任）。所以，美国总统是看到了这份来自中国皇帝的书信的，但所看到的是伯驾的英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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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Imperial Majesty hopes the President is well. WE have graciously commanded that the Imperial middle flowery （kingdom）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seas are to be regarded as one family.Early in the Spring the Commissioner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Caleb Cushing, presented his credentials. He came from a great distance to Our Province of Kwangtung, passing through many seas and suffering many hardships before arriving at his destination. We could not bear to order him to submit to the hardships of further travel （and thus） he was prevented from coming to Peking and being received in audience.WE specially appointed as Imperial Commissioner Ch’i Ying （Kiying）,an Imperial Clansman, to receive him and to negotiate all business.Subsequently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submitted to US your letter,respectfully petitioning that the contents be noted. It was read with much pleasure and gratification. The regulations of trade which have been agreed to have received OUR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y are carefully and minutely drawn up and are satisfactory. They are to be eternally respected.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permitted to proceed to Canton, Amoy, Foochow,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are free to engage in trade at these pla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s （of the regulations）. This will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 for all time and be of mutual benefit to the peoples of our two countri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lso be much gra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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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Kuang 24th year, 11th month, 7th day （Dec. 16,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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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间人伯驾的翻译，文本和语境变得迥然不同了，道光帝的“诏书”变成呈给总统的国书，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更没有“敕命之宝”之类的因素，也完全没有了朝贡贸易的影子。读完这封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觉得中国皇帝很亲切，的确是个“好朋友”，无奈皇帝在北京却视他们为化外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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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中外仍旧十分隔膜的时代，例如耆英和伯驾这样的居间翻译者，往往剔除了对方文本本身带有的信息，并对文字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期适应本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清朝和暹罗（泰国）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暹罗国王写给乾隆的金叶书信，在广东翻译后被称为“金叶表文”，暹罗国王质问清朝皇帝的一些事情和口吻，也都被通事巧妙地塑造成了外藩朝贡之臣仰赖大皇帝定夺之类的语言。这种通事群体在历史上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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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844年后半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很高兴，前者高兴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扩大了贸易范围，后者高兴抚夷成功、美国就范。实质上，双方心里都产生了一个想象的对方。《望厦条约》规定的十二年修约期到来后，这种“想象中的对方”带来的冲突，逐步暴露出来，对双边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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