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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的惨败激怒了伦敦和巴黎，于是年底两国再次派遣以额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系第八代伯爵，本名詹姆斯·布鲁斯, James Bruce，1811—1863）为统帅的联军，于1860年8月攻陷北塘和大沽口炮台，并于10月13日占领了北京，十天后签订了新的条约，完全确认了《天津条约》有效，附带一系列新条文，形成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圆明园就是在其中的18日、19日两天被联军焚烧的，下达命令的是额尔金伯爵。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Henry Brougham Loch），在1869年于伦敦出版的陪同额尔金伯爵使华的自述中，简单清楚地记载了僧格林沁部在通州俘虏的英法士兵遭虐待与英军焚园之间的关系。他本人是幸存的被俘人员之一，虽然他在北京监牢内并没有遭到虐待，但清朝送回的被俘虏的英法士兵的尸体证明这些人生前遭受了中国方面的监禁和严重虐待，有的人死状凄惨、面目全非，所以在额尔金等人眼中，焚烧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正是对中方的惩罚（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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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咸丰皇帝在户部尚书宝鋆所奏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的奏折上写的长篇朱批，气急败坏地说宝鋆没有前往救护，说宝鋆“不知具何肺肠，实我满洲中之弃物也”。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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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明园遮天蔽日的浓烟之中，大清国投降了。咸丰皇帝早早跑去了热河行宫，留下他的六弟和硕恭亲王奕（1833—1898）在北京对付外夷。不到一年的光景，咸丰帝就死在了热河，留下了偌大一个烂摊子。起来收拾这个摊子的，恰恰是被他抛在北京的六弟恭亲王，连同七弟奕（1840—1891，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以及两个新晋为皇太后的嫂子—慈安和慈禧。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处理了八个咸丰帝遗诏任命的辅政大臣，共同扶植慈禧五岁的儿子登基，即同治皇帝。随后，大清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广设兵工厂，建设新海关，学习西式外交，接触国际法，成立同文馆等等，史称“同治中兴”。在这场中兴之中，美国人也和英国人、法国人等一样，积极参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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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半截，美国没有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参与到天津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去，原因正在于美国当时的新任公使华若翰于1859年7月遵照了北京的指示，从天津北塘登陆，顺利进京与中方做了交涉。倘若这个过程进行得不顺利，北京条约的谈判桌上就要增加美国的席位，即便美国已经身处本国内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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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顺利进京的华若翰却没有能够亲自觐见咸丰皇帝，也没有能够在北京换约，只是由中国的钦差大臣把国书转交给了皇帝，回到天津北塘之后在北塘驿站和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的换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出在了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上，即三跪九叩头，这一点我们下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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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章 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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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始终缠绕在18世纪到19世纪泰西各国赴华使节头上的问题，挥之不去，解之无门。因为跪拜直接和叩头或者说磕头有关，于是整套的礼节在欧美使节看来存在强烈的政治等级含义，不便接受。清朝朝廷也没有料到这个在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礼节方面，竟引起了诸多的麻烦，不得不与泰西各国先后争辩，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甚至冲突。1859年进北京换约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当然，华若翰不是第一个碰到这个问题的外国使节，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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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汉学专家、曾担任驻华外交官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曾经在1897年就叩头问题做过一番探究，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探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未开始频繁接见外国公使，但对皇帝和皇太后叩头的礼节是中国官员必行之事。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下面首先参照柔克义的观察，来简单地梳理一番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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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泰西赴华使节叩头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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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西叩头一事闹得最大的，当属前文提到的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但马戛尔尼并非是第一个对叩头提出异议的西方使节，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欧洲使节都拒绝行叩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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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赴华使团中最早遇到叩头这一礼仪的，是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该使团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1629—1676）于1654年派遣的，以裴可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为首，行经内蒙古归化城，于1656年3月3日抵达北京。但裴可甫很快对中国方面要求的跪拜叩头礼提出了质疑，明确地表示即便在俄国他们也不向本国沙皇行如此礼节，因此他们只能向中国皇帝行深深的脱帽鞠躬礼。8月21日，清廷再次要求裴可甫觐见之时行叩头礼，后者再度婉拒。双方虽未再就此交涉，但俄罗斯使团最终并没有能够成功觐见顺治皇帝，很快于8月31日离开了北京回国，相当于被清廷礼送出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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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遇到叩头问题的西方使团，是1656年7月抵达北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团。该使团是从广州出发的，在裴可甫使团抵达北京四个月后进入北京，目标是扩大在华贸易范围。荷兰人对双方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一开始就答应会顺从叩头礼节。8月14日，礼部派员带领荷兰人演仪，为正式觐见前的演习。此种演习自明朝以来就存在，来自朝鲜、琉球等国的贡使经常参加，在中国朝廷眼中，此种演仪的目的是“风四夷”，即以中国之礼仪来风化四夷。荷兰人遇到的恰是此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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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带领荷兰人演仪之时，赞礼官高喊一声“跪”，荷兰人皆跪；又喊“叩头”，众人皆叩头三次；再喊“起”，众人皆站立。这样先后进行了三次，是为三跪九叩头，乃有清一代对天子所行之大礼。10月2日，顺治皇帝于深夜两点钟接见了荷兰使团，众人按照8月14日的演习，均行了叩头礼。清廷遂允准荷兰国每八年一贡，朝贡使团不许超过100人，准许进京者20人。这次觐见，使得荷兰成功登上了大清的正式朝贡国家名单，而且清廷还认为“荷兰在东南海中”，赴华朝贡实属不易，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加推恩典，准许其国五年一贡。朝贡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由八年改五年，在北京眼中系怀柔远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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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曾经派遣了一名丹麦旅行家和外交官雅布兰（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达了北京，但他并没有留下觐见康熙皇帝时候所行礼节的记录。但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国的列夫·伊斯梅洛夫（Leoff Ismailoff）带领使团前往中国。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斯梅洛夫一行高高兴兴地进入北京。清廷官员在馈赠俄人皇帝赏赐的珍馐美味之余，要求俄国人觐见之时行叩头礼。伊斯梅洛夫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代表了俄国的君主，而俄国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时，他也要求必须亲自把国书递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之手，这一提议是不符合清廷礼仪的，于是与叩头礼一起，成为双方争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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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斯梅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曾经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一个高官去向伊斯梅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得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9日，伊斯梅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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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柔克义没有提及，但在1720年年底的时候，本书之前提到的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也抵达了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嘉乐一行有否跪拜康熙皇帝，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跪拜礼仪之争的记录，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嘉乐等人都按照中国仪轨行礼了，正如同期抵达北京的伊斯梅洛夫一行。俄国使团等离开北京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葡萄牙派遣的以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过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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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礼仪而已。但是，1793年抵达热河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中国官员，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戛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本书之前开篇部分也已经提到，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戛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然而，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斯梅洛夫相比，马戛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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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戛尔尼提出单膝跪拜乾隆皇帝，此系在英国老家对英王所行之大礼。乾隆皇帝允许了这一做法，十二岁的小男孩小斯当东的日记以及此后中西学者们长篇累牍的考察都予以证实。然而，乾隆皇帝的心里是不痛快的，接见了英国人以后，就把身边的军机大臣连同沿途招待过英国使团的地方官们数落了一通，再趁着这个机会，把英国提出的扩大通商地域以及公使驻京的种种要求，逐个婉拒，并写了一封上谕给英王，把马戛尔尼一行打发回了广州去。当然，如本书前面章节提到的那样，乾隆皇帝回绝英国要求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完全不符合中国对天下秩序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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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不算愉快的在礼节上的遭遇，马戛尔尼使团开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顽固自闭的老大帝国，这对当时的欧美国家以及后来以欧美历史和文明为中心去阐释整个世界历史的人们对清代中国的理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是非常片面化的影响。近年以来也有欧美学者仔细考察了这种影响的学术史脉络（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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