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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西叩头一事闹得最大的，当属前文提到的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但马戛尔尼并非是第一个对叩头提出异议的西方使节，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欧洲使节都拒绝行叩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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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赴华使团中最早遇到叩头这一礼仪的，是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该使团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1629—1676）于1654年派遣的，以裴可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为首，行经内蒙古归化城，于1656年3月3日抵达北京。但裴可甫很快对中国方面要求的跪拜叩头礼提出了质疑，明确地表示即便在俄国他们也不向本国沙皇行如此礼节，因此他们只能向中国皇帝行深深的脱帽鞠躬礼。8月21日，清廷再次要求裴可甫觐见之时行叩头礼，后者再度婉拒。双方虽未再就此交涉，但俄罗斯使团最终并没有能够成功觐见顺治皇帝，很快于8月31日离开了北京回国，相当于被清廷礼送出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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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遇到叩头问题的西方使团，是1656年7月抵达北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团。该使团是从广州出发的，在裴可甫使团抵达北京四个月后进入北京，目标是扩大在华贸易范围。荷兰人对双方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一开始就答应会顺从叩头礼节。8月14日，礼部派员带领荷兰人演仪，为正式觐见前的演习。此种演习自明朝以来就存在，来自朝鲜、琉球等国的贡使经常参加，在中国朝廷眼中，此种演仪的目的是“风四夷”，即以中国之礼仪来风化四夷。荷兰人遇到的恰是此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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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带领荷兰人演仪之时，赞礼官高喊一声“跪”，荷兰人皆跪；又喊“叩头”，众人皆叩头三次；再喊“起”，众人皆站立。这样先后进行了三次，是为三跪九叩头，乃有清一代对天子所行之大礼。10月2日，顺治皇帝于深夜两点钟接见了荷兰使团，众人按照8月14日的演习，均行了叩头礼。清廷遂允准荷兰国每八年一贡，朝贡使团不许超过100人，准许进京者20人。这次觐见，使得荷兰成功登上了大清的正式朝贡国家名单，而且清廷还认为“荷兰在东南海中”，赴华朝贡实属不易，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加推恩典，准许其国五年一贡。朝贡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由八年改五年，在北京眼中系怀柔远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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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曾经派遣了一名丹麦旅行家和外交官雅布兰（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达了北京，但他并没有留下觐见康熙皇帝时候所行礼节的记录。但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国的列夫·伊斯梅洛夫（Leoff Ismailoff）带领使团前往中国。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斯梅洛夫一行高高兴兴地进入北京。清廷官员在馈赠俄人皇帝赏赐的珍馐美味之余，要求俄国人觐见之时行叩头礼。伊斯梅洛夫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代表了俄国的君主，而俄国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时，他也要求必须亲自把国书递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之手，这一提议是不符合清廷礼仪的，于是与叩头礼一起，成为双方争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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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斯梅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曾经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一个高官去向伊斯梅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得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9日，伊斯梅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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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柔克义没有提及，但在1720年年底的时候，本书之前提到的罗马教皇的特使嘉乐也抵达了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嘉乐一行有否跪拜康熙皇帝，但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跪拜礼仪之争的记录，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嘉乐等人都按照中国仪轨行礼了，正如同期抵达北京的伊斯梅洛夫一行。俄国使团等离开北京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葡萄牙派遣的以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过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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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本土礼仪而已。但是，1793年抵达热河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中国官员，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戛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本书之前开篇部分也已经提到，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戛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斯梅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然而，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斯梅洛夫相比，马戛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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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马戛尔尼提出单膝跪拜乾隆皇帝，此系在英国老家对英王所行之大礼。乾隆皇帝允许了这一做法，十二岁的小男孩小斯当东的日记以及此后中西学者们长篇累牍的考察都予以证实。然而，乾隆皇帝的心里是不痛快的，接见了英国人以后，就把身边的军机大臣连同沿途招待过英国使团的地方官们数落了一通，再趁着这个机会，把英国提出的扩大通商地域以及公使驻京的种种要求，逐个婉拒，并写了一封上谕给英王，把马戛尔尼一行打发回了广州去。当然，如本书前面章节提到的那样，乾隆皇帝回绝英国要求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完全不符合中国对天下秩序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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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不算愉快的在礼节上的遭遇，马戛尔尼使团开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顽固自闭的老大帝国，这对当时的欧美国家以及后来以欧美历史和文明为中心去阐释整个世界历史的人们对清代中国的理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是非常片面化的影响。近年以来也有欧美学者仔细考察了这种影响的学术史脉络（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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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法国外交家兼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中西第一次大冲突》，1989年在法国出版法文版，1992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翻译版，199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版，题为《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右图为英文版封面。此书曾经在学界围绕中华帝国是否停滞发生了较大争议，争论核心是历史著述中的欧洲中心观念。现在学界主流看法已经不再视清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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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之所以不愿屈从于叩头礼，主要是坚信他是英国君主的代表，不能以匍匐于中国皇帝脚下而使英国主权、国体和君主颜面受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这样认为。马戛尔尼走后两年，1795年1月，也就是中国人正在喜迎春节的乾隆五十九年腊月，从广州北上的荷兰使团抵达了北京，并且很快就随同朝鲜贡使和蒙古王公们一起，对乾隆皇帝行了跪拜礼。荷兰人和以前一样，朴素而务实，虽然饱经腊月北京的风雪冰冷之苦，但在仪节方面并未留下任何让北京朝廷不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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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1805年，即嘉庆十年，俄罗斯的一个以外交家尤里·亚历山大洛维奇·戈洛夫金（Yurii Alexandrovich Golovkin，1762—1846）为首的使团发往北京，并于1806年1月中旬抵达了库伦（今乌兰巴托）。清朝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库伦设立了办事大臣，所以戈洛夫金抵达库伦以后，就得以通过当地官员与北京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戈洛夫金明确拒绝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并说英国马戛尔尼就没有叩头，足见马戛尔尼使行对欧洲理解对华外交的影响。清廷通过库伦大臣赐宴俄使之时，地方官亦要求戈洛夫金朝着代表皇帝的一个屏风和一张铺着明黄色布的桌子叩头，但戈洛夫金再次拒绝，结果该宴也就没有赐成。一个月之后，清廷就礼送俄使一行出境返国了。其实，清朝官员对这位戈洛夫金的家世恐怕也没有弄清楚，戈洛夫金的曾祖加夫里拉·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Gavrila Ivanovich Golovkin，1660—1734）曾经是彼得大帝身边的红人，于1707年晋升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1710年封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的伯爵，长期把持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为人孤傲不驯。其曾孙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如果能够对叩拜中国皇帝的礼仪表示接受，才真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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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的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派遣威廉·阿美士德带领使团前往北京，再做交涉的尝试。有关这次使行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不必赘述。简单说来，就对皇帝叩头问题，阿美士德提出了和马戛尔尼一样的建议，即如果中国和他身份相等的官员对英国君主行同样的三跪九叩礼的话，他就对嘉庆皇帝行这样的礼。清廷自然不肯妥协，嘉庆帝也很生气，于是阿美士德一行虽然进京了，却最终未能觐见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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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行的失败，在欧洲引发了很多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赴华使节代表的是本国的国王，是和大清国皇帝平等的，因此不能匍匐于皇帝脚下。曾在1793年以12岁的年龄跟随马戛尔尼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并获赏荷包等物的小斯当东，后来在东印度公司从事工作多年，并在1816年充任了阿美士德使团的副手，他是英国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读懂中文以及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人。他对中国抱有很多好感，但是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若以文明层级而论，当前的中国的确处于底层。这种评论，自然也使得大部分出身富贵的英国和欧洲的外交官们不会向中国皇帝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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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针对中国的这种礼仪评论之中，至少有一个著名的欧洲皇帝做了很不一样的评论，这位皇帝此时刚刚兵败被流放关押于西非的圣赫勒拿岛，他就是拿破仑（1769—1821）。拿破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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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们（ambassadors）既不与其君主平等，也不能代表其君主；君主们从来都没有平等对待过他们。大使们代表其君主的这一错误观念，是封建习俗（feudal customs）的一个传统；在这种习俗之内，一个大诸侯国是派一个大使来代表其奉行效忠的，而这个大使也因为其君主的缘故而受到同等的尊荣。……中国皇帝有权要求使节叩头。你们执迷于一个假设，就是用英国王室（Court of St. James’s）的一套去衡量北京宫廷的礼仪；其实最简单的原则早就在那里了，那就是在交涉和礼仪交往中，一个大使不能代表其君主，他只具有在出使国当地获得和他同等官衔的要员们同等对待的权利，以及去处理问题和克服困难。俄国和英国应该训令他们的大使们在北京叩头，并要求中国大使在伦敦和彼得堡按照本国王公大臣们应行的礼节行礼。只有尊重一国之风俗，你方可让自己的风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外国之内对其国君恭行仪节，也是非常合适和受人尊敬之事。你们国家里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考虑拒绝叩头，只要不计这样做所带来的非正当以及非常不幸的后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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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假若拿破仑没有兵败而是继续统治下去并派遣使节到中国的话，他的大使一定会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或许整个中西关系会和后来历史上发生的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欧洲只有一个拿破仑，且是战败后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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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于1842年同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但该条约以及嗣后的同一时期的中外条约还并未涉及欧美公使入京之事，所以并未对觐见大清皇帝礼仪造成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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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华若翰对叩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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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5月28日，华若翰以新任驻华全权公使的身份，乘坐蒸汽巡防舰“波瓦坦”号（Powhatan）抵达上海，其使命是与北京交换1858年的《天津条约》，并递交美国总统布坎南的亲笔信。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早已在上海等候，并与华若翰以及英法两国公使一起商谈下一步计划。三国公使着急进京，但两位钦差却不温不火，以至于华若翰使团的第一秘书卫三畏认为，中国人不认为按期换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显然还没有学会西方的外交准则。卫三畏是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早在1848年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乃当时很多西方读者和外交官了解中国情形的流行参考书（图10.2）。中方当时叫卫三畏“卫廉士”，并视其为美国使团的“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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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内的一幅洋溢着中国风情的插图，上面的几个人物包括了官员、随从、小贩、行者和妇女；牌坊上书“中国总论”四字，内配英文标题“The Middle Kingdom”。牌坊左右为楹联一副，上联书“仁者爱人由亲及疏”，下联书“西方之人有圣者也”，均系孔孟之言，而选择这两句放上去，显然亦有深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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