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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华若翰在强调了他对中国皇帝所怀的尊敬之余，表示自己不能在觐见之时下跪磕头，因为即便在美国他也不向美国总统行这样的礼，而美国所有的驻外代表也不曾行叩头礼。华若翰强调说，下跪在他看来是一种宗教上的礼仪，他只在上帝面前才下跪（副使卫三畏记载说华若翰说他只对上帝下跪，然而丁韪良却记载说，华若翰说他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对此，花沙纳反对说，两国的君主是平等的，中美双方的代表也是平等的，则如果美国人不下跪，那么就和中国的同行们不平等了。华约翰回答说，中美双方的代表应该按照自己所代表的君主行礼，美国代表们不能在国外做有损荣誉之事，如果硬要下跪而内心不愿意跪，就成了伪君子了，因此对中国皇帝行鞠躬礼的话，照样可以表达对皇帝陛下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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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顺势反问花沙纳和桂良说，中国代表难道愿意在海外做有损荣誉之事或者有悖良心之事吗？他们原本以为中国人会说不，讵料桂良当即回答说他愿意在华盛顿叩头，或者做一切与美国总统相见之时被要求做的事情，而且假如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在美国总统跟前焚香。这种坦率的回答让美国人一时不知所措。桂良的助手进一步强调说，如果不跪拜皇帝就是不敬，中国人跪拜上苍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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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日炎炎的8月2日，双方又进行了一场5个多小时的会谈，再次在跪拜礼仪上纠缠了一番。中方坚持说，下跪这种礼仪在欧洲的朝廷觐见场合也是有的，例如英国就是这样，所以华若翰完全可以跪拜中国皇帝，正如欧洲人在罗马跪拜教皇一样。美国人则解释说，英国朝廷也不是凡事都下跪的，只有在授勋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才有下跪礼仪，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也从来不对英国女王或者罗马的教皇下跪，而女王和教皇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因此在中国亦不能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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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人交谈的钦差花沙纳，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也算是曾经出国公干过的人：他早就于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的时候出使朝鲜册封王妃。然而，他所看到的世界不外乎是常被我们称为东亚礼仪秩序的世界，朝鲜自臣服大清以来行事一贯谨慎，事大之礼无稍怠慢，所以花沙纳也实在没有见到过这个秩序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中美双方代表们的世界观念，差别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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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交谈陷入僵局，桂良等提议说，面见皇帝之时，中方可以安排在华若翰前面放置一张围着布帘子的桌子，让华若翰看上去似乎要跪拜，具体操作方法是：觐见之时，华若翰做出欲跪之势，此时两名宫廷侍从连忙上前挽住华若翰的胳膊并说“不要跪，不要跪”。桂良等欲以此折中办法来做调和，但咸丰皇帝和华若翰两方面都没有认同这种做法。丁韪良事后回忆说：“我宁愿认为他们（指宫廷侍从）是要按着让他下跪，而不是要阻止他跪。”丁韪良也记载说他们听说皇帝为此非常生气，但依旧允许他们到北塘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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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最终没法举行，华若翰把国书交给了花沙纳和桂良，由他们代递给咸丰皇帝。8月10日，华若翰一行开始离京回返天津。回到北塘的时候，助理翻译叶韪良（William Aitchison, 1826—1859）病情加重，不幸逝世，被埋葬在北塘的船只停泊地。在他的文书里，同事们发现了一份叶韪良提前写好的令人伤感的英文挽诗，兹翻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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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让周围的朋友合上我停止的眼， 或附耳倾听我最后的鼻息； 教堂后院并非我的安息之所； 勿让圣尘落我胸前。 勿让我也在前人长眠之地沉睡； 我所挚爱的人儿勿要在我的上方抽泣！ 勿要墓碑标明此处， 即我的身躯要在这些土块下面腐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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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华若翰一行在北塘与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的换约，其外交使命算正式完成。恒福在给咸丰帝的奏折里说，他告诉美国公使，允许在北塘换约乃是“皇上圣德如天，曲加体恤”的结果，而换约以后华若翰则“感戴皇仁，欣欢无既”。其实如此之种种描述，皆系讨皇帝欢心的套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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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约以后，为了表示两国恢复和好，恒福等人按照北京的指示，把之前在同英法交战时俘虏的两名战俘中的一人，即所谓“蒋十坡”者，还给美国人。蒋十坡实是John Powers，之前他宣称他是一名美国人，到了北塘却改口说他是生在加拿大的。华若翰等人费了好大的力气，向恒福等讲明了蒋十坡不是美国人，系加拿大人，归英国管（加拿大当时是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加拿大省”，即Province of Canada；现在的联邦形式的加拿大是1867年正式组建而成的），而且他们也不负有带回战俘的使命，即便蒋十坡真的是个美国人。恒福等人比较惊讶，但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决定让美国人带走蒋十坡。美方记载说蒋十坡在中国受到了很不错的对待，随后美方把他交给了英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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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换约两个多月以后的1859年10月25日，一批欧美学者在上海召开了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作为学会成员之一的卫三畏宣读了他的题为《美国公使进京记》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他进京的外交经历，兼及一路上所见的北塘、通州、北京的风土民情。卫三畏表示整个赴京前后都是清朝方面热情接待的他们，但他其实并没有明白这是北京对待外藩朝贡的典型做法。在他的报告的末尾，卫三畏附上了法国汉学家鲍狄埃（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同年刚刚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政治关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Chine）第10章第209到234页的内容，这一部分是有关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礼仪冲突的，但重点在于指出这种冲突早从波斯帝国大流士以来就一直存在，然后历数在西方此种跪拜礼仪冲突的历史。鲍狄埃本人最后的结论是各国最好按照自己的礼仪行礼，如此各方便不必强求于一处，庶可相安无事。卫三畏做此援引，也未尝没有希望中外可以抛却礼仪上的纠缠的意思。卫三畏日后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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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美各国获得了公使驻扎北京的权利，但这些公使提出的觐见同治皇帝的要求，都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辞抵挡了回去。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以后，清廷的借口顿失，17岁的同治皇帝这才在历来接见外藩的中南海紫光阁内，接见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以“大使”头衔赴华）以及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叩头大礼对这些国家而言，才算正式停止（图10.5）。当然，朝鲜、琉球等藩国，依旧行此大礼，直到双方的宗藩关系结束为止，但那系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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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1873年9月27日《伦敦画报》描绘的欧美五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候的场景，这是有清第一次未行跪拜礼节的觐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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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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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丁篇 以夷变夏：外交、出洋和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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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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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真正的朋友”：雇美国公使出任中国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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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脚下的华夷剧变：外国公使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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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其中之一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使臣长期驻京，在明清以降的中国历史上算是破天荒的大事。因为自明朝洪武以来，外国使臣进入中国京城，都只能够以贡使的身份，事毕即旋，不得无故逗留。掌管藩国朝贡事务的礼部，更制定并颁布有一系列精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中外交涉。在这方面，清袭明制，并无大的变革，但在礼数上则更为考究。在朝廷眼中，荷兰、英吉利等国，和朝鲜、越南等国均系藩国，因此在与中国的交往方面概由礼部节制。中国与俄罗斯的交往情形比较特殊，多年来清廷将之化为理藩院管辖之下。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允许英国代表长期驻扎北京的要求，被乾隆皇帝驳回。英国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858年通过《天津条约》才最终得以在文本上实现，而现实中的真正落实，则要到1860年10月底《北京条约》签订，确认了《天津条约》有效并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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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第二款规定，两国“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三款进一步保障了这一规定。就清廷所理解的中文条款而言，“秉权大员”一词十分模糊，大体上相当于钦差大臣一类的；然而，该款的英文条款规范得十分清晰，包括了互相派遣“Ambassadors”（大使）、“Ministers”（公使）或者“other Diplomatic Agents”（其他外交代表）；而且，英文中也规范了中文条款中所谓的“两国京师”，实际上是“the Court of Peking”（北京朝廷）和“the Court of St. James’s”（英国朝廷）。当时的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差异，所以同一条约的第五十款特别规定，嗣后出现中英文差异，以英文表述为正解，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不利的。法国也通过中法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了外交代表驻扎北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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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却并没有明白的外交代表互相驻扎彼此京师的条款，与之相关的是第六款，规定中国如果到时候允许“众友国钦差”前往北京居住的话，美国也自动获得同等待遇，以“同沾”恩典。英文条款内的“众友国钦差”一词，写的是“the representative of any friendly nation”，即“任何友国之代表”之意。然而美国早已经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英国和法国所获得的外交代表驻京权利，美国自动获得。俄国在中俄《天津条约》第十二条款中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也立即一体均沾此种权益。就这样，在1860年行将结束之际，英、法、美、俄四国获得了外交代表进驻北京的权利。1861年初开始，英法美俄等国的公使，开始陆续进驻北京。自明朝以降持续了数百年的中外华夷秩序，开始了结构性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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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的外交史却也同时证明，各国除了明治初期的日本在不明底里的情况下于1873年派遣副岛种臣以“大使”（ambassador）的身份赴北京之外，欧美各国并没有派遣“大使”驻扎北京，而是派遣职衔低一等的“公使”（minister），即“全权公使”（minister plenipotentiary）或“特命全权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虽然发挥着同样的外交职能，但却显示各国并未视中国为同等的文明之邦。英法等国对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国家，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背后不外乎是以海外殖民主义为外在表象的近代欧美文明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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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抱佛脚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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