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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却并没有明白的外交代表互相驻扎彼此京师的条款，与之相关的是第六款，规定中国如果到时候允许“众友国钦差”前往北京居住的话，美国也自动获得同等待遇，以“同沾”恩典。英文条款内的“众友国钦差”一词，写的是“the representative of any friendly nation”，即“任何友国之代表”之意。然而美国早已经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英国和法国所获得的外交代表驻京权利，美国自动获得。俄国在中俄《天津条约》第十二条款中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也立即一体均沾此种权益。就这样，在1860年行将结束之际，英、法、美、俄四国获得了外交代表进驻北京的权利。1861年初开始，英法美俄等国的公使，开始陆续进驻北京。自明朝以降持续了数百年的中外华夷秩序，开始了结构性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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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的外交史却也同时证明，各国除了明治初期的日本在不明底里的情况下于1873年派遣副岛种臣以“大使”（ambassador）的身份赴北京之外，欧美各国并没有派遣“大使”驻扎北京，而是派遣职衔低一等的“公使”（minister），即“全权公使”（minister plenipotentiary）或“特命全权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虽然发挥着同样的外交职能，但却显示各国并未视中国为同等的文明之邦。英法等国对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国家，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背后不外乎是以海外殖民主义为外在表象的近代欧美文明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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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抱佛脚的“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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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使们到了北京，自然要有对接机构，这就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大结果，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诞生，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总理衙门是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即1861年3月11日，在恭亲王奕的提议之下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用来处理同英法等国的战后事宜。总理衙门“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本来的计划是等“军务肃清”、局势稳妥之后，即行裁撤，诸事仍归军机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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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法美俄等国家从一开始就认为总理衙门是在中国新成立的欧美国家那样的外交部，因此凡事都找总理衙门理论，并不去找传统处理对外事务的礼部衙门，也无法找去大内的军机处，所以总理衙门根本无法裁撤，一直充当着大清国外交部的角色，直到1901年改名外务部，算是转正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欧美模样的专司外交职能的外交部。实际上，恭亲王等人当时确实将欧洲各国的外交部理解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例如早在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中方就将俄国外交部长（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Russie）翻译为“俄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因此两年后恭亲王提请设立的这个机构定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不足为奇了（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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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和硕恭亲王奕，系道光皇帝第六子。英军随军记者费利斯·贝亚托（Felice Beato）拍摄于1860年11月2日。这是同英法联军的战事刚刚结束之后在北京拍摄的，可能是恭亲王最早拍摄的照片。当时他只27岁，面对大清入关以来天塌地陷的剧变，孤军留守北京，他的四哥咸丰皇帝早已逃去了热河行宫。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到迷茫和无助。恭亲王后来毕生都是中国近代化的朝中支柱。他逝世于1898年5月29日，即戊戌变法开始的13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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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一个临时机构，总理衙门也就不缺临时工。总理衙门大臣都是由在京衙门的官员兼职的，并无专任。例如，同治元年即1862年，总理衙门一共有7名大臣，都是兼差的，包括：议政王兼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桂良、工部尚书文祥、户部右侍郎崇纶、工部左侍郎恒祺、户部尚书宝鋆、户部右侍郎董恂。在这一时期，所有大臣都不懂任何外文，也自然不懂任何国际法，万事刚刚开始，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总理衙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机构（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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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同治十一年（1872年）总理衙门三名大臣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0）、户部尚书董恂（1810—1892）、工部尚书毛昶熙（1817—1882）。这就是1872年中国“外交部”的主力阵容—三名科举晋身的孔孟弟子、三个从一品的官僚。照片上的他们显得毫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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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决斗勇士以及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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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任驻京的驻华公使，是林肯总统任命的Anson Burlingame（1820—1870），中文名字唤作“蒲安臣”，这种翻译不无“安分守己的臣子”之意，颇切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中国官方一贯一厢情愿地给外国外交官起有类似含义名字的一种习惯。蒲安臣当时在美国政坛已经是个名人，不过总理衙门对此并没有什么了解（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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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1859年的蒲安臣，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064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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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184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从事律师工作，擅长演讲，逐步进入美国政界，于1853年成为麻省的参议员，1855年到1861年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当时正值美国内战前夕，围绕废奴与否争论非常激烈，蒲安臣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5月19日和20日，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的麻省激进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发表了反对蓄奴的演讲，并批评了拥护蓄奴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及其亲戚。22日，布鲁克斯走到萨姆纳在参议院的办公室，用拐杖袭击了萨姆纳，最后竟把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拐杖碎了一地，萨姆纳在昏过去之前也打了布鲁克斯一下。后来两人都得到了医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杖击萨姆纳事件”。这一事件造成了更加激烈的针对废奴与否的政治分裂，是美国内战的一条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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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6月21日，蒲安臣在国会做了一篇题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Defence of Massachusetts”）的长篇演讲，鞭挞了蓄奴主义者，也极力批评了布鲁克斯。这篇演讲让他名声大噪，但布鲁克斯暴怒之下邀请蒲安臣决斗。蒲安臣爽快地答应了决斗，因为美国不允许决斗，所以他选择到位于纽约州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也选好了决斗用的来复枪。就在众人要看两位勇士如何决斗的好戏的当口，布鲁克斯服软了，表示不能跑去加拿大参加决斗，这使得蒲安臣更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般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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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蒲安臣有次去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做竞选演说，在演说结束他刚刚走下演讲台的时候，胳膊被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从印第安纳州以南的肯塔基州来的律师兼前国会众议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Francis Marshall）。蒲安臣一开始很高兴托马斯千里迢迢从肯塔基州赶过来参加他的演说，但托马斯说：“我可不是来听你演讲的，我就是来看看英勇前往尼亚加拉瀑布的究竟是个什么人！”托马斯非常支持蒲安臣的立场，反对布鲁克斯等蓄奴主义者。也是在同一时期，蒲安臣和其他同道一起创建了今日的共和党，成为共和党建党之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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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上任后，选择蒲安臣为驻华公使，后者欣然从命，于1861年10月24日抵达香港，但在香港逗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1862年7月方才北上进京。蒲安臣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他在外交上表现得十分温和，加上美国到当时为止除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因江面船只冲突而炮击过广州之外，并没有和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外交上奉行中立原则，在中国不动武，也不谋求建立殖民地，所以蒲安臣并没有像英法等国的驻华公使那样动辄跑去总理衙门左右理论并上下威胁。作为一名擅长演讲的律师，他总是用委婉的谈话表达出自己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意见，因此在总理衙门大臣们的眼中，蒲安臣显得比其他驻京公使都要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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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在同总理衙门的交往中向后者引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一举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丁韪良正在翻译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of International Law，后来中文名字定为《万国公法》，蒲安臣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国际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当时法国代理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对蒲安臣说：“那个要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国际法的家伙是谁？杀了他—把他掐死！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不过蒲安臣和时任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都十分支持丁韪良继续翻译。《万国公法》于同治三年冬正式在北京刊刻出版（1864年），此系中国第一份国际法著作，很快传到了日本和朝鲜等国家（图11.4）。丁韪良逐渐成为总理衙门的好助手，不仅在刚刚开张的同文馆主事和教英文，日后更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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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同治三年（1864年）冬北京京都崇实馆所刊行之《万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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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的朋友”：清廷对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