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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一个临时机构，总理衙门也就不缺临时工。总理衙门大臣都是由在京衙门的官员兼职的，并无专任。例如，同治元年即1862年，总理衙门一共有7名大臣，都是兼差的，包括：议政王兼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桂良、工部尚书文祥、户部右侍郎崇纶、工部左侍郎恒祺、户部尚书宝鋆、户部右侍郎董恂。在这一时期，所有大臣都不懂任何外文，也自然不懂任何国际法，万事刚刚开始，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总理衙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临时抱佛脚的机构（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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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同治十一年（1872年）总理衙门三名大臣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0）、户部尚书董恂（1810—1892）、工部尚书毛昶熙（1817—1882）。这就是1872年中国“外交部”的主力阵容—三名科举晋身的孔孟弟子、三个从一品的官僚。照片上的他们显得毫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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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高举废奴主义大旗的决斗勇士以及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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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任驻京的驻华公使，是林肯总统任命的Anson Burlingame（1820—1870），中文名字唤作“蒲安臣”，这种翻译不无“安分守己的臣子”之意，颇切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中国官方一贯一厢情愿地给外国外交官起有类似含义名字的一种习惯。蒲安臣当时在美国政坛已经是个名人，不过总理衙门对此并没有什么了解（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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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1859年的蒲安臣，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064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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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184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从事律师工作，擅长演讲，逐步进入美国政界，于1853年成为麻省的参议员，1855年到1861年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当时正值美国内战前夕，围绕废奴与否争论非常激烈，蒲安臣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5月19日和20日，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的麻省激进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发表了反对蓄奴的演讲，并批评了拥护蓄奴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及其亲戚。22日，布鲁克斯走到萨姆纳在参议院的办公室，用拐杖袭击了萨姆纳，最后竟把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拐杖碎了一地，萨姆纳在昏过去之前也打了布鲁克斯一下。后来两人都得到了医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杖击萨姆纳事件”。这一事件造成了更加激烈的针对废奴与否的政治分裂，是美国内战的一条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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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6月21日，蒲安臣在国会做了一篇题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Defence of Massachusetts”）的长篇演讲，鞭挞了蓄奴主义者，也极力批评了布鲁克斯。这篇演讲让他名声大噪，但布鲁克斯暴怒之下邀请蒲安臣决斗。蒲安臣爽快地答应了决斗，因为美国不允许决斗，所以他选择到位于纽约州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也选好了决斗用的来复枪。就在众人要看两位勇士如何决斗的好戏的当口，布鲁克斯服软了，表示不能跑去加拿大参加决斗，这使得蒲安臣更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般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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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蒲安臣有次去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做竞选演说，在演说结束他刚刚走下演讲台的时候，胳膊被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从印第安纳州以南的肯塔基州来的律师兼前国会众议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Francis Marshall）。蒲安臣一开始很高兴托马斯千里迢迢从肯塔基州赶过来参加他的演说，但托马斯说：“我可不是来听你演讲的，我就是来看看英勇前往尼亚加拉瀑布的究竟是个什么人！”托马斯非常支持蒲安臣的立场，反对布鲁克斯等蓄奴主义者。也是在同一时期，蒲安臣和其他同道一起创建了今日的共和党，成为共和党建党之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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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上任后，选择蒲安臣为驻华公使，后者欣然从命，于1861年10月24日抵达香港，但在香港逗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1862年7月方才北上进京。蒲安臣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他在外交上表现得十分温和，加上美国到当时为止除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因江面船只冲突而炮击过广州之外，并没有和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外交上奉行中立原则，在中国不动武，也不谋求建立殖民地，所以蒲安臣并没有像英法等国的驻华公使那样动辄跑去总理衙门左右理论并上下威胁。作为一名擅长演讲的律师，他总是用委婉的谈话表达出自己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意见，因此在总理衙门大臣们的眼中，蒲安臣显得比其他驻京公使都要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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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在同总理衙门的交往中向后者引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一举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丁韪良正在翻译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of International Law，后来中文名字定为《万国公法》，蒲安臣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国际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当时法国代理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对蒲安臣说：“那个要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国际法的家伙是谁？杀了他—把他掐死！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不过蒲安臣和时任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都十分支持丁韪良继续翻译。《万国公法》于同治三年冬正式在北京刊刻出版（1864年），此系中国第一份国际法著作，很快传到了日本和朝鲜等国家（图11.4）。丁韪良逐渐成为总理衙门的好助手，不仅在刚刚开张的同文馆主事和教英文，日后更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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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同治三年（1864年）冬北京京都崇实馆所刊行之《万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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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的朋友”：清廷对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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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蒲安臣的温和路线，总理衙门大臣们常常拜托蒲安臣在各驻京公使之间调和关系，认定蒲安臣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下面举一个详细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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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2月下旬，两名英国人意欲进入北海琼华岛南的永安寺（即白塔寺），被中国守门人拦住后，恼羞成怒，暴打了守门人，并且捣毁了一个门锁以便进入寺庙。事情发生后，总理衙门要求英国署理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严惩肇事者，威妥玛当即派人去逮捕了这两个人，然而事情并没有完。2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恒祺前往美国公使馆找到蒲安臣，希望他能够在中英双方之间调停一下，二人发生了一段对话，居间翻译者是丁韪良和卫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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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祺：您已经听说了英国人在永安寺打守门人的事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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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是的，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我相信威妥玛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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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祺：我知道他已经派人去逮捕了肇事者，但是他把事发责任弄到了我们头上，说我们在这个圣地的门上上锁，却没有让门大开以便让游玩者进入。他甚至抓住这个机会很不恰当地要求我们废除这种限制。这就譬如一个英国人砍了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然后威妥玛先生在对这种不幸表示遗憾之时，建议我们都在脖子上戴上一个铁箍做保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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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与恒祺的谈话朝着批评威妥玛个人的方向发展，蒲安臣委婉地提出了三条外交建议：第一，中国完全具有悉数撤销条约规定之外的在华外国人所享有的权益的权力，但是中国若去最大化使用这种权力是否是明智之举是需要考虑的；第二，虽然中国给了外交官们特权，而且中国大众通常也不和公使馆隔开，但中国似乎可以酌量考虑给外交官及其随从们网开一面；第三，威妥玛先生真心是中国的朋友，或许中国方面可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就这三条意见而言，蒲安臣实际上都是站在威妥玛一方面的，在私下里他和威妥玛也是时常见面的好朋友，但蒲安臣表达的方式很含蓄，态度和蔼，让恒祺感到很放心，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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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蒲安臣要短期回美国公干一趟，中国方面以为他是任期结束而被召回了，不愿意他离开北京。1865年3月3日，恭亲王奕在总理衙门接见了蒲安臣。恭亲王依依不舍地问：“要与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分手，不能不说不无遗憾。您真的一定得走吗？您是被贵国召回了吗？”待蒲安臣回答说只是短暂回国之后，恭亲王迫切希望他能够再回到中国来，并说美国总统已经开始了第二个任期，则蒲安臣也一定会继续在中国的。蒲安臣对恭亲王的信任表示感谢说：“如果我觉得我有能为贵国政府效力之处，我一定会回来的。”恭亲王听罢，邀请蒲安臣举起酒杯保证会回来，蒲安臣照着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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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派遣使团：蒲安臣的友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