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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是的，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我相信威妥玛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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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祺：我知道他已经派人去逮捕了肇事者，但是他把事发责任弄到了我们头上，说我们在这个圣地的门上上锁，却没有让门大开以便让游玩者进入。他甚至抓住这个机会很不恰当地要求我们废除这种限制。这就譬如一个英国人砍了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然后威妥玛先生在对这种不幸表示遗憾之时，建议我们都在脖子上戴上一个铁箍做保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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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与恒祺的谈话朝着批评威妥玛个人的方向发展，蒲安臣委婉地提出了三条外交建议：第一，中国完全具有悉数撤销条约规定之外的在华外国人所享有的权益的权力，但是中国若去最大化使用这种权力是否是明智之举是需要考虑的；第二，虽然中国给了外交官们特权，而且中国大众通常也不和公使馆隔开，但中国似乎可以酌量考虑给外交官及其随从们网开一面；第三，威妥玛先生真心是中国的朋友，或许中国方面可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就这三条意见而言，蒲安臣实际上都是站在威妥玛一方面的，在私下里他和威妥玛也是时常见面的好朋友，但蒲安臣表达的方式很含蓄，态度和蔼，让恒祺感到很放心，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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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蒲安臣要短期回美国公干一趟，中国方面以为他是任期结束而被召回了，不愿意他离开北京。1865年3月3日，恭亲王奕在总理衙门接见了蒲安臣。恭亲王依依不舍地问：“要与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分手，不能不说不无遗憾。您真的一定得走吗？您是被贵国召回了吗？”待蒲安臣回答说只是短暂回国之后，恭亲王迫切希望他能够再回到中国来，并说美国总统已经开始了第二个任期，则蒲安臣也一定会继续在中国的。蒲安臣对恭亲王的信任表示感谢说：“如果我觉得我有能为贵国政府效力之处，我一定会回来的。”恭亲王听罢，邀请蒲安臣举起酒杯保证会回来，蒲安臣照着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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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派遣使团：蒲安臣的友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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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蒲安臣要短暂回国公干之前的1865年3月6日，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恒祺和崇纶前往美国公使馆造访蒲安臣。蒲安臣在谈到如何恰当处理外交纠纷的时候，向董恂提出了两个外交建议：第一，在确保中方有理的情况下把整个交涉经过的文书散发给每一个驻京公使，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刊发，这样造成的舆论压力将会保证事情不滑向暴力冲突或者不公平的手段；第二，向西方派遣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就这两方面的建议做了详细阐述，董恂等人表示完全同意。就派遣外交使团一事，董恂表示中国政府的确觉得有必要这样做，而现在正在跟着丁韪良学习英文的年轻的中国学生，也应该可以充任使团的翻译。蒲安臣祝董恂能够成为第一位中国出使西方各国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蒲安臣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董恂是热心支持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的人，并亲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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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的这两点外交建议，可以说总理衙门都照着做了，特别是对外派遣使团，这一点也是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直想促成的。很快，趁着赫德要回英国探亲完婚之际，1866年2月，北京朝廷在总理衙门恭亲王的推荐之下，派遣了当时在海关总税务司充任汉文帮办的满洲人斌椿（1804—1871），连同他的儿子广英以及在同文馆学习英语的学生德明、凤仪等人一起，跟着赫德前往欧洲游历，观察风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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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椿虽然已经62岁，但他脑袋比较灵活，愿赴万里之外为国公干，更符合中国朝廷一贯讲究的老成持重。斌椿一行考察了英、法、荷兰等国，但他本人并没有被欧洲各国视为中国大使，没有涉及任何外交交涉以及条约谈判等等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观光团，回国之后对中国外交无甚建树。然而，能够比较正式地派几个人去欧洲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对大清国的外交中枢理解外界而言，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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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必须要派人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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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认识得非常清楚。当此之时，清廷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麻烦，即1868年就是各国于1858年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的十年修约之期，而“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所以到时候中国恐怕又得陷入另一轮的被动之中。1867年10月，忧心如焚的恭亲王号召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等大员献计献策，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办。恭亲王在奏折内痛心疾首地总结说，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鸦片战争以后），“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到了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形更为窘迫之至，现在趁着修约期到来之前，这些“受国厚恩”的地方大员们应该赶紧讨论出个未雨绸缪的法子来。这些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都兴阿、英桂、刘长佑、吴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荫、刘坤一、李福泰、马新贻、丁宝桢、曾国荃、蒋益沛、左宗棠、沈葆桢，可以说包罗了当时接触甚至熟悉洋务的骨干，这些人也形成了嗣后三十多年包括外交和军事在内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讨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外遣使问题，而恭亲王也强调了斌椿的观光模式以后不能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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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这回是真急了。在烽火连天的咸丰十年，就是他坐镇北京眼见大清江山如何风雨飘摇的。朝廷和恭亲王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派人出去一探虚实，问题是无人可派。即便是让这些封疆大吏们举荐，恐怕也没有什么中意的人选。就在这些督抚将军们忙着写奏折参加大讨论的时候，11月21日，恭亲王奏请让蒲安臣担任出使欧美各国的中国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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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恭亲王的说法，蒲安臣即将离任，表示了若有可以帮助中国之处自己必当尽力等意思。这种表态最初可能只是出于礼貌，但恭亲王等人顺水推舟，觉得邀请他担任使团的领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于是就以给他送行为由，连续造访蒲安臣，最后对蒲安臣提出了可否担任中国钦差的要求。根据蒲安臣事后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1861—1869年出任国务卿）的报告来看，总理衙门方面请他担任钦差的确是在一次欢送他的晚宴上，由总署大臣文祥提出，并要求他暂时延缓几天归国。总署很快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秘书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1835—1926）居间联络，正式对蒲安臣发出了邀请。蒲安臣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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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脸谱：为什么清廷没有选择其他国家的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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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等人视蒲安臣为真朋友，并非没有缘故。当时，总理衙门可以从英、法、美、俄四国中挑选一个中意的人，特别是和中国接触最早的英国。然而，当时刚刚和英国发生了很不愉快的购买战舰成立小型海军的事情，即所谓“阿斯本舰队”之事，在中国就职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都卷了进去，蒲安臣还居中协调中英交涉，最后中国的计划还是流产了，人财两空。因此，总理衙门不会去找英国人做代表，况且后来组建的蒲安臣外交使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是和英国洽谈中英双边关系。法国和俄国两国，也不在总理衙门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蒲安臣最终成了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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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蒲安臣与威妥玛做一个简单比较的话，这种认知就比较清楚了。威妥玛1842年抵达香港，后来中文达到很高的水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国统帅额尔金伯爵的秘书，在他自1871年成为驻华公使之前，大部分时间充任英国驻京公使馆的秘书，直到1882年离京，在中国供职长达40年。1886年出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他把自己收藏的883种4 304卷中文图书都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的一大学术贡献是创制了中文的罗马字拼写法，后来经过他在剑桥汉学教授的继承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订后，于1892年形成了系统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用来拼写中文。例如“毛泽东”拼写为“Mao Tse-tung”，“蒋介石”为“Chiang Kai-shek”。当下中国很多翻译作品在涉及人名和地名的时候出了一些非常荒谬的错误，例如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把“Tung-sean”（董恂）翻译为“童显”等，主要是接受了汉语拼音系统的译者不了解威妥玛拼音法所致。在华任职期间的威妥玛性格十分张扬，脾气也不好，容易冲动，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向他的欧洲老家学习，一方面又惯于利用这种中西差距威吓和逼迫清廷。威妥玛造访总理衙门是家常便饭，因此常常引起双方的不愉快。一旦有了这种不快，威妥玛就跑到和总理衙门交情不错的丁韪良家里串门，按照丁韪良的说法，威妥玛去他家里大谈和总理衙门的纠葛并不是要听取他的意见，而是希望他把威妥玛的态度传递给总理衙门，虽然威妥玛从来没有张口这样要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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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对中国人的强势态度可以从一个事件中看得很清楚。1875年2月英国公使馆的秘书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南被杀以后，威妥玛出离愤怒，因为马嘉理是他一手培养的年轻人，因此他使出浑身解数和总理衙门斗法。有一天他邀请丁韪良去英国公使馆一起吃早饭，就他们两个人在，威妥玛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意见，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双手大喊：“他们（指中国人）必须接受这个，不然就是战争；我，威妥玛，一定要办成这事，只要上帝还存在我就要干成！”虽然这是1875年的事情，但足可以反映出他一直以来的为人处世风格。相比之下，蒲安臣就显得十分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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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1+2”和条规8项：蒲安臣使团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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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遣使出使欧美各国一事已是总理衙门的既定计划，但任命蒲安臣为首其实不是计划中的，尽管恭亲王等人都一直很喜欢蒲安臣。总署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了蒲安臣的任命、其他人员的挑选和任命以及国书的缮写和翻译工作。至于让一个美国人担任中国钦差是否合适，恭亲王认为并无妨碍，例如中国的总税务司赫德就是英国人，却竭心尽力地为中国办差。现在中国无人知道欧美等国的外交规则，所以蒲安臣前往恰可弥补这个缺憾。但是，恭亲王一来要在政治上堵悠悠众口，二来要做外交上的长远考虑，所以在任命蒲安臣之后，也迅速提请任命了两名同等地位的中国钦差，包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一起随同蒲安臣出访，既跟着蒲安臣学习办理外交，也方便及时和总署沟通情况以便节制蒲安臣。这就出现了“1+2”的三位钦差同时出使的状况，但蒲安臣认为两位中国钦差乃是“学习者”（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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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给蒲安臣等三位领队大员的正式任命是“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简单呼其为“钦差”，而这一“钦差”的名头在英文外交术语中相当模糊，蒲安臣在给国务卿西华德的汇报中说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的“envoy”即特使；但他所携带的中国皇帝致美英等国的国书英文件由柏卓安翻译，由卫三畏、赫德和丁韪良核校，在英译文中称呼钦差为“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这就与通行的“特命全权公使”基本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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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个洋钦差出国，朝廷也不是百分百放心。为了节制蒲安臣的权力，恭亲王特别制定了八项出使条规，涉及钦差权力范围、外交礼仪、与中国钦差沟通等方面。嗣后还对蒲安臣特别声明了有碍中国国体之事断不可行等等。为平衡英法两国起见，恭亲王又奏请聘请懂得中文的英国人柏卓安和在中国海关税务司工作的法国人德善（Ferdinand Auguste Emile Deschamps）分别为左、右协理，当然这种任命也是对担任钦差的美国人的一种制衡手段。从整个人事布局来看，恭亲王和文祥等人可谓费尽心机，力图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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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此行也是一次学习之旅，因此恭亲王又奏请挑选几名同文馆学生一起随团游历，这包括在同文馆学习英文的德明、凤仪，学习俄文的塔克什讷、桂荣，学习法文的联芳、廷俊，以及候选县丞亢廷镛、候选巡检王抡秀、候选从九品严士琦、总理衙门兵马司吏目庄椿龄，外加马弁千总雷炳文、六品军功坐补千总把总果庆瑞等。连同三名华洋钦差、两名英法协理，使团总计17人。其中德明、凤仪和德善，都曾经参加过斌椿在1866年的欧洲访问之行（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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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868年蒲安臣使团在美国合影。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8680540。该照片流传很广，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庄椿龄、桂荣、联芳、凤仪、德善、孙家谷、蒲安臣、志刚、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讷、廷俊、亢廷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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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2月12日，蒲安臣从上海向国务卿西华德发出了一份有关自己出任中国特使的详细汇报。在这个汇报的末尾，蒲安臣强调说：“请允许我多说一句，那就是当世界上最古老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通过他的代表要求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去居中帮衬这一变化的时候，这个外交使命是不应该被加以商量或者拒绝的。”由此，蒲安臣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代表，第一站要前往的恰是他的祖国、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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