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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扰她，然后大英轮船公司和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吨位，将大大增加。［前者即P. & 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成立于1837年，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市场；后者系Messagerie Imperiale，成立于1851年，后在越南西贡建立了远东业务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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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扰她，然后你们自己的航线、令纽约骄傲的太平洋邮轮公司（即1848年于纽约成立的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1867年刚刚开通旧金山、香港、横滨的常班航线，并扩大到了上海）—以及其他许多你们想建立的航线，其吨位将会十倍地增长；中国也将和现在一样，依靠在香港和横滨的码头把货物运送出来。（欢呼）这种想象在将来可以也将会变得闪亮起来，只要你们公平、正义地对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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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随后礼貌地结束了演说，尽管听众之中有人大喊“继续讲下去”。随后，纽约市市长、纽约州的几位众议员等人也纷纷发表了演说，总计进行了13次祝酒，发表了13场长短不一、内容丰富的演说，都是以歌颂中国使行和中美友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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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勿扰她”（Let her alone），所以这次演讲也被人们称作“勿扰她演讲”。这个演讲的首要宗旨是表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的中国对西方世界是友好的、欢迎的，美国等西方基督教国家应该友好、正义地对待中国国家、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而不应该采取炮舰政策或者居高临下地向中国输入西方文明，这样才能达成国家、民众和文明之间的平等、互惠和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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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南下华盛顿之后，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于7月28日签署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一份中美对等条约，美国承认中国对自己的领土拥有征用权，允许中国向美国通商港口派遣领事并享有与英俄等国领事一样的权利，中美公民在彼此之国信仰自由而免遭宗教迫害、两国公民可到公立学校求学并在彼此之国内享有最惠国公民待遇，等等。这一条款中有关留学教育的内容，开启了中国学生赴美求学之路，第一批学生是四年之后的1872年抵达美国的，是在李鸿章鼎力支持下由之前毕业于耶鲁学院（即后来的耶鲁大学）的容闳带队的第一批幼童。在此后的三年之内，120名幼童抵达美国学习，很多人成了后来中国在外交、政治和工程领域推动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例如梁敦彦、唐绍仪、詹天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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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美国之后，蒲安臣一行前往英国，受到了英国女王的接见；随后转往法国、普鲁士和俄国。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感染在俄国圣彼得堡不幸逝世。使团的其他成员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最终回到了北京。北京朝廷授予蒲安臣以一品衔，赏抚恤银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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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以世界公民一般的心胸，为中西交流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当然，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所有成见，这些成见之一就是在基督教救世情怀中继续矮化中国文明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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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野蛮与政治欺骗：一个上海滩的阴谋论者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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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在中国的西方人，也没有摒弃偏见，其中之一就是旅居上海的德裔英国人方根拔（Johannes von Gumpach，1814—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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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0月16日，在秋日的上海滩的一家旅店里，方根拔为自己刚刚完成的一本有关蒲安臣使团的大部头著作写了一个序言。但他不是在赞扬这个使团，而是不遗余力地抨击和挖苦。次年出版的时候，这部差不多整整922页的“巨著”的正式名字叫《蒲安臣使团：一个政治秘闻》（The Burlingame Mission: A Political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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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拔出生在德国，后迁到了伦敦周围工作并结婚，成了一名德裔英国人。他曾经在英国的Frederick Huth & Co银行工作，因为侵吞公款被判七年流放，后来被在北京主持新开办的同文馆的丁韪良雇用，在同文馆教习天文和数学，但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干预下被同文馆解雇。方根拔心怀不满，向英国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在华及在日最高法院”（British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状告赫德侵害名誉（这家法院是英国于1865—1943年间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负责管理英国公民在中国和日本等地的法律纠纷）。在他出版这本著作的时候，他还正在同赫德打官司的过程中，心中充满了愤怒，并把这种怒火迁于蒲安臣使团以及支持蒲安臣使团的赫德、丁韪良、卫三畏等人身上，最后是对中国出离愤怒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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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内，方根拔开宗明义地交代说，每本书都要告诉人们一个教训，他这本书也是如此，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告诉或者提醒西方民众和公众：“中国人是一个半野蛮的、自大的、无知的民族，他们的鞑靼政府也是一个半野蛮的、自负的、奸诈的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他们的话，就是很不理智的做法，而用文明之邦的法律去对待他们或者做权益的让步的话，不啻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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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方根拔指责整个蒲安臣使团前前后后就是一个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欺骗，而他主要的学理依据来自对中国致英国的国书的满汉原文和英文翻译的对比分析。他利用自己较好的学术功底，对国书的汉文和满文的字句，做了长篇累牍的分析，认为英文翻译没有表达出汉文本内存在的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家而视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国家的意思，卫三畏、赫德和丁韪良都认可这份英文翻译，表明这三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骗子，而蒲安臣竟然持着这样一份国书前往西方各国，更属狼狈为奸，其罪恶不容开脱。在方根拔看来，蒲安臣使团就是中国朝廷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欺骗工具。其实，他自己对国书的行文做了过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当时国书上平常表达的一些字句，都在他不辞辛苦的附会解释之下成了问题。如果把学问用在了正道之上，方根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汉学家，也会在近代历史上留下美名，可惜他用自己的知识亲手埋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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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部肆意攻讦中国政治和在华外交要员的作品，上海的商家都不愿意给他出版。即便如此，方根拔还是自己掏钱，印刷了很多册，而且也号称在上海、伦敦和纽约同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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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一个秋日，笔者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室看到方根拔的这部书时，它和他的主人一样，已湮没在了历史的角落里140年了，鲜被问津。蒲安臣及其使行在中外历史上的伟大地位，完全没有因一个或多个方根拔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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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十三章 千古壮举与百年遗恨：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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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自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871年清朝同治十年为止这整整2 092年间，官派出洋留学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在被称为“东亚”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格局中，中国自身的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通过与周边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之间保持历时长久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外交构架，维系着自身的优越地位；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权，中国则长久以来视其为茹毛饮血的异域蛮邦，不屑与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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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文化，在融入中国文化之后，皆被不同程度地中国化，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佛教。佛教在汉初自西域引进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发展出了相对成熟和独立的中土佛教体系，中国逐渐成了大乘佛教最大的根据地，并将其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纵然唐代时候出现了玄奘个人西行求法的千古流传的故事，但唐朝官方从未派遣学生赴海外学习梵文经典。待中国日后发展出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等本土流派，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家之后，更进一步掌握了佛教法门的话语权，乃至于到今天谈及佛教，必然要谈中土流派。再如程朱理学，元明以来渗透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中国的文字、历法、司法、建筑艺术等也都被这些国家所采用和模仿，朝鲜等国家甚至以“小中华”自命。因此，在这一地域空间秩序内，中国历代王朝并不需要派遣人员出去留学以期从根本上来改造自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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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到清朝中期，很多欧洲耶稣会士前来中国，带来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佛郎机炮、红夷大炮（即红衣大炮）、天文观测、球面三角学和梯形制图法等等，也亲身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帮助中国制定历法和测绘舆图，中国虽然不断接收欧洲传教士和吸收海外的新技术，甚至允许俄罗斯学生长久地驻京学习，但并没有派遣学生赴欧洲直接学习任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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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清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秦皇汉武以来的破天荒头一遭，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说法，此事“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这也是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真正放下身段，去到别人家里做学生的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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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人数较多的官派留学主要目的地有两个：一是美国，二是日本。就日本而言，主要是1895年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出现一个小高峰，收效也比较明显，鲁迅、宋教仁、蒋介石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后因日本侵华，赴日留学风戛然而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地方，存留着大量留日学生的档案。就美国而言，自19世纪70年代到现在，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官方主导的赴美留学的现象。第一次是清政府主导的官派留学幼童，从1872年到1881年，共计四批120人；第二次是清朝灭亡之前的庚款留美学生，从1909年到1911年，共计三批180人；第三次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潮。前两次都失败了，未能达成晚清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三次依旧在发生之中，收效巨大，但也开始进入不算平静的时期。在本章中我们来看一下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官派留美行动是如何展开和失败的，以及为何为中国留下了千古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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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从广东南屏村到美国耶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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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在其于北京公使馆所写的有关中国的长篇国情报告中，评论和批评了中国令人窒息的、和当时潮流不相契合的教育体制，尤其深刻的批评是中国学子所学的东西，和国家与社会之所需完全脱节（详情请参阅本书结语部分）。讵料转过年来的1872年，中国就开始派遣第一批30名幼童出国留学，而留学目的地恰恰是镂斐迪的老家—美国。推动这一留美幼童计划的，并非镂斐迪，而是从美国耶鲁学院（Yale College，今耶鲁大学前身）留学归国的广东人容闳（182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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