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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向美国等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知悉美国政府得到了多收的赔款后,开始敦促美国返还余款,得到了当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支持。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同意将多收的1 700余万美元退还中国,但方法是成立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自1909年起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了考核和选拔学生,清廷设置了“游美学务处”并附设一所“肄业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类似于1871年成立的负责留美幼童的上海肄业公局,地点选在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园,1911年竣工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大学这所大学,从一定意义上承载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悲与痛,所以清华后来的校训以“自强不息”为首款,确系用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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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9年到1911年清朝倒台前夕,“庚款留美项目”一共支持了三批学生180人,绝大部分是和三十年前的留美幼童一样,分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内学习,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等,但也分布到了中部地区的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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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从美国手里把钱要回来的梁诚,究竟是何人物呢?他是李鸿章大力支持的1875年抵达美国的第四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名,当时名字叫梁丕旭(Liang Pe Yuk),曾经就读于麻省安多福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 Andover),但一番抱负还未展开就被撤回中国去了。恰是因为这个当年的留美幼童在1905年到1908年之间的不懈努力,清政府得以再次选送一批优秀的年龄在20岁上下的学子赴美留学,这真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容闳等一干人等在19世纪70年代做下的大事情的遗产,也算是让人不那样高兴得起来的薪火相传了(图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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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梁诚(1864—1917),摄于19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5687219。梁诚1885年随着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1837—1900)出使美国,担任参赞等职务。梁诚的顶头上司张荫桓是晚清中国少有的通晓洋务的外交人才,曾赞成戊戌变法,1900年清廷高层担心张荫桓和外国势力联合起来重新改革,在将其发配新疆后在戍所杀害了他。1900年清廷还将通晓洋务的曾经出使法德等国的外交人才许景澄杀害。清廷本来就没有多少知晓欧美外交情况的干员可用,结果自己还先左杀右斩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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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能够多少一展抱负的时候,也是袁世凯在政坛上日趋崛起并重用唐绍仪等留美幼童的时候。从一定意义上说,袁世凯是留美幼童群体在清末获得国家重用的一大关键人士,相当于站在他们背后的第二个李鸿章。进入民国之后,已步入中年的留美幼童们大显身手,成为政界、外交界、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佼佼者的不乏其人,例如梁敦彦、詹天佑等等,都成了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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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庚款留美奖学金”资助的这三批学子,因为经费是由美国方面提供的,所以虽然中途清政府于1912年2月彻底倒台,但他们都在美国大学顺利完成了学业,绝大部分都回国工作,很多人在民国时期都是一代骄子,例如梅贻琦、邝煦堃、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梅光迪等人。他们在各行各业做的很多扎实的工作,更为1949年进入共和国时期以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知识基础。这大约也算得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薪火相继吧(图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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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4 1927年的胡适。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善本特藏部(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所藏“胡适档案”(Hu Shih papers, #41-5-219),编号339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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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因为全球冷战的关系,中美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也彻底中断了。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以后,教育交流尚未纳入日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十天以后的1978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紧急选拔的52名技术人才,每人怀揣国家发给的50美元途中应急旅费,从北京起飞经法国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访问(第一批人并不读学位,所以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的)。当时领队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教师柳百成,时年45岁,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两年,是中国著名的铸造及材料加工专家,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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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2年到1978年,一百多年间,中国国家支持的赴美留学可谓几经浮沉。据新华社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留学美国的在内,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若以2018年中国大陆的总人口139 538万人来计算的话,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占总人口数的0.42%,回国发展人员占总人口数的0.26%。这个数据说明,中国无论如何要继续保持这扇中外教育交流大门的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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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的中西合流:中国海外留学开放政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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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中国出洋留学的人不在少数,很多高官显贵也一改昔日的路数,纷纷送自己的子女去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留学。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是为了混一张洋文凭,并无真才实学或者报效国家与社会之宏愿。上海的报人和掌故名家郁慕侠(1882—1966)曾经在1933年前后批评过一种“镀金博士”,说:“一班专鹜虚名、不求实学的外国留学生,到外国去厮混了几年,骗到一张文凭和一顶方帽子,神气活现的归来,足以摆摆威风,骄骄妻子,倘使要试验其实在学问,可谓一点儿没有,时人称这类留学归国的学生叫‘镀金博士’,可谓慨乎其言之了。每年到东西洋各国求学的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希望他们学成归国为国家、为社会而服务的,简直不多见,要想造就些真正道地的赤金博士,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只带着镀金博士的头衔而已。”后来钱锺书著名的小说《围城》里的留学归来的方鸿渐,就是这种镀金博士的代表。郁慕侠和钱锺书等批评这种“镀金博士”的时候,已距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时六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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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赤金”留学生的留美幼童存世者们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时在1936年(图13.15)。用长时段的眼光去看的话,留美幼童计划并非完全彻底的失败,因为这批人后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就当初曾、李所设定的大计而言,却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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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5 1936年留美幼童CEM boys的最后一次聚会,共11人参加,平均年龄76岁。11人中有8人身着长袍马褂,3人身着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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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学习的都是技术性理工专业,这是中国当时最需要的领域,他们中后来很多都是像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像李恩富这种最终成为记者和报人的极少。但李恩富走了一条和后来的留美的胡适、留日的鲁迅一样的路子,胡适最初学的是农业技术,但他最后选择了哲学,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最看重的仍旧是理工领域,这是中国近代化之中必然要发生的,而几乎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欧美引入的,现在的人工智能、互联网云、生命科技等等更是如此,因此中国仍旧需要和欧美世界保持持续稳定的学术交流。现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很多基本的研究理路,仍深受西方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学界的,最为明显的几个领域大概是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些领域涉及的理论宗师或辩论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欧美学界人士。即便是笔者所在的比较传统的历史学界,从行文写作到注释标准,也几乎都是欧美舶来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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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我们要排拒舶来的知识和范式,而是说很多东西中国之前是没有的,是白手起家的,是从别人那里学习到的融入世界潮流中的必需的工具,而整个中国进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以后,接受这一秩序的话语势所难免。但是,这个现象并不是20世纪晚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是19世纪晚清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的,而就数学、几何学、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天文学等等而言的话,这个融合的进程则要上溯到至晚宋元时期,一直到清朝初期,即17世纪初。中国总体上是融合进世界秩序,但同时也很好地保存着本土文明;总体上多少像晚清张之洞所谓“中体西用”的样子,而不是像19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几乎全方位地以欧美模式替换本土模式。今日的中国,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属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教育体制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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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也颇有另一种声音时常出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丧失的自我的文化太多,需要从所谓“儒家文明”或者“国粹”中萃取精华,于是纷纷成立名目各异的“儒学”“国学”研究机构,也有以所谓“高等儒学”自命的,以期与西学抗衡,保守自我文明。这种认识,说到底和晚清时候那些反对西学传来的声音,甚或让留美幼童讲习《圣谕广训》,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晚清留美幼童计划的失败恰恰是这种声音造成的。历观20世纪中国史,也从不乏此种抵制西化的声音。儒学和道家学说、佛学等一样,是伟大的学问,我们不能丢弃,我们也没有丢弃,而且中国也有一流的学者,但在吸收他者文化以及保存和发展自身文化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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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了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历史,这多少和笔者自身刻骨铭心的中美教育经历和现在中美教育交流中出现的一些波折有很大的关系,但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中心道理:中国对外交流之门应该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之中不可自拔;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中国不会在对外交流中丧失自我,只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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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戊篇 金山之梦:在美华工和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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