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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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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戊篇 金山之梦：在美华工和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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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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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882年《排华法案》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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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金山梦：华人移民大批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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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扩大经贸范围等等之外，还打开了另一扇往往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的大门：对外移民之门。这个大门一经打开，再也关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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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实际上，自乾隆朝初期（18世纪40年代）到后期（18世纪90年代）仅户部统计的内地各省的人丁总额已经由1亿增至2亿，并递增至3亿，经过嘉庆朝继续增长后，到道光朝初期的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理论上已经达到4亿人口，这意味着在短短一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同期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贫困人口的直线增加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天下之大，皇朝斯盛，而谋生之艰难或止于一碗饭。鸦片战争之后，劳力一夜之间可以作为资本大批输出海外，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代都有移民现象，特别是华南潮汕一代往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但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一轮与之前的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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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四年后的1848年，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并兴起了淘金热潮（gold rush），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导致中国华南地区特别是广州周围一带的华人大量进入该地。1849年初，54名华工抵达加州“San Francisco”一带，这个数字到1850年底上涨为4 000人，到1851年已经是25 000人，而San Francisco最初被中国人称为“金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于1855年发现了新的金矿成了新金山之后，San Francisco就被称为“旧金山”，中国后来的官方译名为“圣弗朗西斯科”，而现在也称“三藩”。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估计，在美西地区大约有7万到10万中国劳工。根据美国政府方面的统计，1860年在美华人34 933人，均在美西几个州，到1870年增至63 190人，1880年增至105 465人。这些移民并非都是为贫穷所驱使，有的是想在异国他乡发掘更多的资源和致富机会的国际冒险者，不少人是看到昔日的同乡从美国衣锦还乡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北美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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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留美幼童广东人容尚谦的回忆，当年华人从广东出发离港去美国“金山”，登船的时候都穿着绫罗绸缎，向岸边的人们展示他们将要踏上的是多么令人向往的航程，而一登船以后，船主就把这些好衣服都收起来，让他们换上破烂的衣服，再把他们塞到甲板之下。由此可见昔日船主煽惑中国人出洋发财致富的卑鄙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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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北美金山脚下之前，这些寻梦人需要在大海上漂泊三个月，而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无光的十二个星期。绝大部分人乘坐的是类似昔日奴隶贸易时候的货船，蜷缩在甲板下层狭小的空间之内，很容易感染疾病或遭受其他意外之灾。例如，一艘叫“蒙塔古夫人”号（Lady Montague）的船运载了450名华人，抵达加州时候已经有300人感染疾病死去。1871年的“多洛雷斯·乌加特”号（Dolores Ugarte）突发火灾，船员把中国人锁在甲板下的船舱之后弃船而去，导致500华人遇难的令人发指的悲剧。在运输华人甚至贩卖华人的北美商人的眼中，华人和茶叶、瓷器等物理货物没有任何区别，极少有人道主义的考量。华人们最终踏上了美西大陆之后，大部分立刻沦为了淘金的“苦力”（c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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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与大棒：美国对华人移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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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同期也开始面临日益突出的华工移民问题，而最初的潮流是鼓励这种廉价华工劳动力的输入。1849年，旧金山市长约翰·吉瑞（John Geary）特别举行了一个欢迎中国人前来加州的仪式。1850年9月，加州正式加入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第31个州。1852年，加州第二任州长约翰·麦克杜格尔（John McDougal）鼓励中国移民去整理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Sacramento River Delta）的大片沼泽地，而中国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这片面积达500万英亩（2万平方千米）的地方改造成了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农田之一。勤奋的中国人拯救了亟待开发和改造的美西。19世纪60年代末，华人已经占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从事矿业，此外主要是经营洗衣店、饭馆和小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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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全加州高薪招募跨洲铁路修建工人，而白人应召者寥寥无几，于是公司老板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尝试着招聘了50名华人，但担心这些身体矮小的中国人可能受不了修铁路的体力活。结果，这批华工证明了自己的耐力和实力。截至1867年，在该公司12 000名建筑工人队伍中，华工占了75%以上。当然，这批华工也遭受了各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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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坛总体风向是看到了华工的价值，鼓励他们继续为美国出力。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举行的欢迎作为中国钦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晚宴讲话中，就包括纽约州众议员爱德华兹·皮尔庞特（Edwards Pierrepont）发表的有关对待中国劳工的演讲。皮尔庞特提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仇视外国劳工的现象，特别是爱尔兰劳工（爱尔兰人移民北美洲由来已久，但在1845—1850年的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中大约有上百万人移民到了美国），而“美国劳工们认为这些爱尔兰劳工将会让劳动力变得便宜，减少他们的工薪，甚至于一些政客们也认可这种偏见，并反对外来移民。”现在，皮尔庞特强调，大批中国劳工因为贫穷和人口过剩而迁到了加利福尼亚，“那些爱尔兰劳工曾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所受到的偏见，现在同样地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身上，而当地也通过了一些限制中国移民的法令”。然而，皮尔庞特说，当此跨洲的太平洋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之时，华工从西而东、爱尔兰劳工和德国劳工自东而西，不久就会跨过伟大的山脉而相遇；“美国最需要的是人工劳力，而中国最需要的恰是输出这些劳力，这是多么互惠互利啊！”（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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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位于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的剑桥公园（Cambridge Common）内的爱尔兰大饥荒纪念碑，由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于1997年7月23日捐建。笔者2017年6月摄。纪念碑表现了一个身着上流社会衣服的男士和安详地趴在他肩头的孩子，以及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妇女和她照样深受饥饿之苦的孩子，两个大人互相朝着对方伸着手，一高一下，一张一弛，传递着强烈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和公义等方面的信息。其背后刻着一句话：Never again should a people starve in a world of plenty。（任何民族都不应再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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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种美好理想和进步主义的指导之下，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华盛顿于1868年7月签署了天津条约附属条约，其中第五款鼓励两国自由移民，这进一步为中国移民进入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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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尔庞特众议员的美好理想并没有实现，在美华工遭受了远比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劳工还要痛苦而悲惨的命运。1869年5月，皮尔庞特提到的美国跨洲铁路东西合龙，修建完毕，从美东到美西原本需要6个月的路程大大缩减为6天，而中国劳工并没有特别的收获，相反，他们的尸骨装船运回祖籍的却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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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赶上了美国1861—1865年内战结束，大批解甲归田的白人士兵离开了饱受战火摧残的美东，坐着火车一周后就来到了美西，成为一批新的白人移民。但他们在加州遇到了经济问题，找工作很难，于是把经济上的责任转嫁给中国移民。1870年6月30日，《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发表了一个记者的社论，称中国人和黑人一样愚蠢，不配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生活，而“现在要紧的不是讨论和做决定，而是付诸行动”。这完全是赤裸裸地号召暴力排华，而这种仇恨也照样在美西蔓延开来，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开始出现。自此，美国总体趋势开始向排华发展，惨剧接连不断。1871年10月24日，500余名白人男子冲进洛杉矶唐人街抢劫和杀害华人居民，造成18名华人遇害的大惨案。1872年，马克·吐温出版了半自传体作品《苦行记》（RoughingIt），在第54章中描述了旧金山附近的中国移民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遭受的社会歧视与不公，他写道：“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又看到新闻说在光天化日的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些男孩子用石头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打死了，尽管有一大批人目睹了如此无耻的行径，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干预。”这可谓当日华人移民群体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一个缩影，说明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早在《排华法案》出台前十多年就已经在加州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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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除了被称为“苦力”之外，还被蔑称为“中国佬”（Chinaman），而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很多报纸和画册开始塑造一个“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的蔑称，通常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华人戴着苦力帽子，后来衍生出一副中国官老爷模样的“孔夫子约翰”（John Confucius）的形象。沿着这个路子，英美最终出现了登峰造极的“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这一阴险、邪恶、狡诈的中国人甚至东方人的形象，于20世纪前半期在欧美小说、电影作品中常见。直到现在，一些欧美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的形象，仍旧没有摆脱19世纪以来歧视华人移民的历史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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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中国妇女移民美国：1875年《佩志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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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欧美影视作品和广告在呈现中国或者东方女性的时候，其衣着打扮、举止言谈，常常让人联想到以前的青楼女子，而这一层文化隔阂也照样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来歧视华人移民的历史中去，甚至带有当事人已经觉察不出来了的隐藏在历史记忆之中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信息。当年，随着中国移民涌入加州一带，美国人之前责备爱尔兰劳工抢占了美国工人饭碗的事情，也照样发生在中国移民身上，反对华人移民开始愈演愈烈，而华人女性却成了最早受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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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美国通过了由加州众议员佩志（Horace Francis Page,1833—1890）提出的《佩志法案》（Page Act），此系该国建立以来第一个限制性的联邦移民法案，其主要的针对对象是中国妇女，因为佩志等人认为很多中国妇女来到美国后卖淫，造成道德和社会的危害，应予禁止。当时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也认为中国人携带了一些他们自身可以免疫但白人们感染之后必死无疑的病毒，而中国的卖淫妇女恰是传播这些病毒的媒介。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更加剧了当地的这种心理恐慌。在《佩志法案》的影响下，加州一带的中国妇女人口比例从1870年的占华人人口的6.4%骤降到1880年的4.6%，这对很多华人移民而言是雪上加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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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人的劳动力为最重要的资本的新开垦区，最初的移民群体中总是男性为主，性别不平衡的现象也就会导致很多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自华人移民到加州一带之初，就是以男性为主，中国女性移民到彼处的只是男性移民的十分之一，而很多最初抵达美西的中国女性沦为妓女，这种情况和最早一批从美东抵达美西的白人女性是一样的。所以，美西华人中间有很多人娶了照样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爱尔兰女性移民为妻，故而在美国的第一代华裔中间有很多是亚欧混血儿，这也是为何今天很多带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人已经看不出来多少明显的亚洲特征的历史因素之一。自1875年《佩志法案》通过之后，很多在美华工要想在当地娶中国妻子组成一个家庭变得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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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志法案》正式名称为《移民政策补充法案》（An Act supplementary to the ac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但因为其限制的移民对象而被称为《排斥东方人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Act），再进一步而言，就是一部赤裸裸地排斥中国妇女移民的法案。因此，中国在美妇女移民群体其实是最早受害的。这个法案终结了之前可以自由移民的所谓“开放边境”（open borders）时代，更为日后以排斥中国男性劳工为主的《排华法案》开了先例（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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