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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事先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镂斐迪希望总理衙门能够把他的信转交到朝鲜方面，总理衙门一开始明确告诉镂斐迪这种事情没有先例，不能代为转递书信，但镂斐迪进而做了多次要求。1871年3月28日，总理衙门抱着“关切属国之道”的心态，经由礼部将镂斐迪致朝鲜国王的书信转发给朝鲜之后，特意发函告诉镂斐迪此系“一时权宜之计”，日后不能再为美方代递书信。总理衙门也在信中再次强调说：“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镂斐迪在同年4月3日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年出任第26任国务卿）的报告中，将总理衙门屡屡表示的这层朝鲜自主之意解释为朝鲜是一个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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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19日，镂斐迪一行五艘军舰开抵江华岛，试图同朝鲜接触。5月31日，舰队到了汉江口，三名朝鲜地方官来到美舰，表示朝鲜国王意欲维系两国友善，但缔约一事尚需从长计议。6月10日，美军登陆江华岛草芝镇，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军事行动，总共摧毁了5所要塞。朝鲜方面大约250人战死，多人受伤；美军3人战死，9人受伤。镂斐迪试图靠对朝鲜的这次震慑性攻击迫使朝鲜政府答应谈判缔约，并试图重新与朝鲜政府进行书信联络，但当即碰壁。镂斐迪想让美国军舰沿汉江进入汉城，取城下之盟，但罗爵斯少将考虑到部队的给养不足以及擅自驶进朝鲜都城能否为美国政府批准还在未知之中，所以镂斐迪决定中止行动。7月3日，镂斐迪一行返回芝罘，未能达成预定的和朝鲜政府进行外交接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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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美国人的远征，被朝鲜称为“辛未洋扰”，和1866年以法国人为主角的“丙寅洋扰”一样，它对朝鲜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进一步增加了摄政的大院君对攘夷锁国政策的强化，以至于大院君命把刻有“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和“戒我万年子孙”字样的斥和碑立在汉城市中心和全国各主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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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征朝鲜回到北京之后，镂斐迪于1871年11月22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中朝之间自明代便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有名无实”。虽然很快便遭到了总理衙门恭亲王等语气强硬的逐条批驳，镂斐迪却认为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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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朝交涉与美国的再次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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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自1600年以来就实际统治着日本政坛的德川幕府，在新的国际外交的情况下不得不拱手将权力归还给当时的明治天皇，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图17.3）。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宣布废止幕府，此即“王政复古”。日本天皇由此逐渐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日渐变成近代日本国家的最高领袖。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即通常所谓的“明治维新”。在这轮改革中，日本传统的通过对马岛的宗氏家族对朝鲜的外交，被位于东京的新成立的外务省（即外交部）收走，对马藩遂永久失去了对朝外交的中间人和代理人资格，日朝交际变为两国间政府外交。对此外交上的剧变，朝鲜完全缺乏认识，依旧沿着传统的对马外交路线对待明治政府派往釜山进行官方接触的外交官，而东京新的明治政府试图同汉城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计划一时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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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日本京都二条城一角。笔者2011年10月摄。二条城本来是第一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从江户（今东京）到京都拜见天皇时的离宫住所。1867年11月9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即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此将政治权力奉交天皇，即著名的“大政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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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征韩论”再起，主张出兵征伐朝鲜，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副岛种臣等都主张对朝鲜采取积极强硬的政策。然而，自1871年到1873年赴欧美考察的岩仓使团的成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在归国后将“征韩论”一派暂时压制了下去，主张日本必须以富国强兵为先，这是岩仓使团高瞻远瞩的战略成果。当然，日本并未放弃征韩的计划，但要征韩首先要弄清楚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否则一旦征韩启动而中国直接参与干涉，那将是日本的噩梦。日本的实质目标，是要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否定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样的话日本对朝鲜动武之时就与中国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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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战略之下，1873年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访华与中国政府互换1871年的中日条约的时候，特意拜会了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谈到中朝关系和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镂斐迪把1871年时同总理衙门的照会往来拿给副岛种臣看了，副岛根据这些中美外交文书，得出了朝鲜在“清国主权之外”的结论，并特意抄录了一份该信函携回日本备用。正是通过这次日美会晤，日本在否定清政府声称的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外交政策上，开启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合流的闸口。这是恭亲王和清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们并不知道的美日外交沟通对日朝政策的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澄清中朝关系的性质，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派遣英美留学归国的年轻外交官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赴北京同总理衙门专门辩论朝鲜的国际地位一事，而森有礼也专门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府同李鸿章进行了会谈，最后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朝鲜为独立之国，朝日交涉不应受中朝关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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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有礼赴华商谈朝鲜地位的同时，日本派遣海军前往仁川，对朝鲜实行炮舰外交。1876年2月27日，日本在仁川迫使朝鲜签署了两国间的第一个近代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获得了在仁川等地方通商、遣使驻扎汉城等等权利（图17.4）。《朝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是朝鲜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朝鲜的国际外交处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的操纵之下，该条约第一款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欲表两国和亲之实，彼此互用同等礼仪接待，毫不得有侵越猜嫌之事，从前所有阻塞交情为患之诸例规，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通之法，以期两国安宁于永远。”通过如此规定朝鲜国家与日本国家保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平等关系，该条约试图否定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即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但是，这一规范在当时的朝鲜看来并不违背宗藩之义，因为在宗藩体系中，内政自主乃是一个基本内容，所谓“自主之邦”同宗藩关系并不能构成本质冲突。现实中朝鲜也完全不认为这一条约有何“近代”意义可言，而是认为两国通过签署一个条约使双边关系重归于好。朝鲜当时注意力并不是在第一条上面，而是集中在了第二条，即互相遣使驻京的条文上。此后朝鲜同日本之间就遣使驻京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这同清朝当年与西方各国关于遣使驻北京问题的谈判如出一辙，恰恰体现了传统宗藩观念与近代国家外交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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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1876年2月27日签字画押的朝日《江华条约》一瞥。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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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两种外交体系的背离，而朝鲜正是在这种背离中日益卷进了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大旋涡。《朝日修好条规》的正式文本有两种语言，一是朝鲜使用的文言汉语，一是日本语，没有英文或法文等西文本，因此就如何解释第一款，英法美等国不甚了解，即便日本外务省推出了英文译本，西方各国驻东亚外交官也都清楚地意识到译文和原文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对朝态度上都比较谨慎，因为对朝外交直接关系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西方近代外交体系和观念对朝鲜几百年来固有外交制度的渗透，正是通过日本一手操作的这一条约打开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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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地和朝鲜签订了条约一事，刺激了美国政府，使其开始重新考虑和朝鲜接触并缔约的可能性。1878年秋，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准将薛斐尔率领“提康得罗加”号（USS Ticonderoga）军舰前往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国家去执行一项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使命，其中包括朝美接触在内。薛斐尔于1880年春抵达日本，试图通过日本外务省联络日本驻扎朝鲜釜山的官员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暗淡的前景让薛斐尔和日本外务省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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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将薛斐尔的动机电告北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李鸿章当即邀请薛斐尔来华，探讨朝美接触。薛斐尔倍感柳暗花明，欣然而至天津，拜会李中堂。中美围绕朝鲜而展开的大国政治，就是从这个时候正式拉开帷幕的，而朝鲜在这个框架内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外交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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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薛斐尔来华之前，中朝之间已经为朝美接触做足了文章。自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缔结以来，中国很多人士感觉到了日本对朝鲜安全的威胁，也看到了朝鲜如果继续实行封闭的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严重外交困境。到此时为止，中国学着西方搞洋务已有十多年了，而朝鲜虽有大院君时代的一些改革，但总体而言一切照旧，一旦有变，无力支撑危局，中国以上国之地位和所负之道德责任，势必大规模介入，但结果如何，实难逆料。因此，李鸿章及其手下的一批中外幕僚，开始积极就朝鲜形势建言献策。朝鲜年轻的高宗国王，也非常希望改变本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他虽然要面对国内巨大的反对压力，但很乐意听取李鸿章等人对朝鲜时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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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之间的交流，面临很大的技术层面的困难。在中朝宗藩关系体系内，双边的官方交流渠道是有明文规范的，主要是北京朝廷和汉城朝廷之间的公文往来，主要负责机构是北京礼部和汉城礼曹（朝鲜对应中国六部设有六曹），即便是后来中国在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负责中国与欧美日各国交涉的外交机构之后，中朝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仍旧是通过礼部来完成，总理衙门截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为止，从未获得与朝鲜朝廷或者其后来成立的负责外事的“统理机务衙门”直接沟通的权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中朝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外交形势须臾变化的要求。虽然北京在这一时期逐步下放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朝鲜国王进行公文往来的权力，但李鸿章毕竟不过是一名地方总督，不能越俎代庖地站到台前指点朝鲜外事，只能背后提一些建议，这导致了中朝在这一时期内围绕朝鲜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悄悄地进行。对于这种体制性钳制，中朝双方都无力做根本的改变（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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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754年8月17日）清朝凤凰城城守尉发鸭绿江对岸朝鲜义州府府尹的移文，通知其已派兵丁携带北京咨文前往义州府。自凤凰城越江到义州府，乃是中朝两国在1886年电报线路架设之前公文沟通渠道的主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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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劝导朝鲜与其他国家通商的非官方行为中，最重要的一次莫过于1880年9月中国驻日本参赞黄遵宪写给朝鲜方面的一份建议，叫《朝鲜策略》。当时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在东京，与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以及参赞黄遵宪进行了好几次会谈，黄氏趁机给了金宏集一份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朝鲜策略》。黄氏认为，朝鲜与各国通商乃是大势所趋，而且当前大患并非日本，而是俄国，而要遏制俄国，朝鲜应采取的策略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氏还进而为朝鲜量身打造了一幅自强蓝图，劝其“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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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时段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黄遵宪等其实也是不识时务之人，可能都是被日本当时正在以“兴亚”之类名目出现的一些组织迷惑了双眼。日本已经于1874年武力进攻过台湾，1876年强力渗透到了朝鲜，1879年正式殖民了琉球王国并将其变为日本的“冲绳”。中国方面曾希望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能够在中日之间做琉球问题的调停，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图17.6）。在日本殖民主义如此迅速地崛起并开始吞并中国属国的局势之下，黄遵宪和何如璋等人在日本鼓召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风气之下，竟然依旧认为同属亚洲的日本是可“结”之国，那些非亚洲的国家才是心腹大患。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与日本都是中国的大患，一为内陆边疆大患，一为海疆大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周围地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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