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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却也有了一重转机：国王希望派遣一批年轻学生，到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技术，徐图自强。李鸿章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谋求朝美接触的希望，结果和国王一拍即合，决定利用学生赴华学习的契机，完成朝美缔约谈判。朝鲜的这种留学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特意创造了一个“领选使”的名号，由支持国王开化路线的大臣金允植担任，负责监督学生前往中国“学造”（即学习制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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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月初，金允植一行抵达北京。很快，学生转往天津学习，金允植前往保定会见李鸿章，商量朝美缔约。此时薛斐尔业已从美国返回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和朝鲜全权大臣接触。但金允植并非全权，无从和薛斐尔展开谈判。情急之下，李鸿章建议金允植先利用国王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力权且一充全权，嗣后奏请国王后再补上正式头衔，但金允植认为此系欺君罔上，万不可为。最后，只好派一名朝鲜人员从速回国，奏请国王派遣全权大臣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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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金允植和薛斐尔望眼欲穿地在天津等了两个多月，却丝毫不见朝方全权代表的身影。苦苦等到了3月下旬，薛斐尔表示要直接去朝鲜，李鸿章无奈，只好出面同薛斐尔谈判。金允植这位朝鲜使臣，自始至终未参与中美两国有关朝美立约的谈判，全凭中方的通知，才能知晓谈判走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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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谈判的朝美条约草本有三个，但主要是以黄遵宪负责草拟的一个为主。最后双方议定了十五款条约正文，第一款留空，因为李鸿章希望在第一款中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金允植也十分赞成，但薛斐尔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薛斐尔只好电呈华盛顿请示。中美谈判结束26天之后，朝鲜派遣的鱼允中和李祖渊两名“问议官”方才抵津，但主要使命是要和中国谈判签约通商的问题，完全不是李鸿章等人翘首以盼的能够和美国代表商谈条约的全权大臣（图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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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朝鲜1882年的官方记录《美国通商实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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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商定的十五款中，有一款是关于美国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的。领事裁判权赋予外国公民不受居住国法律管辖的权利，是一种治外法权，最能体现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黄遵宪自己主动写进草本里去的，对此李鸿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赞成，认为朝鲜“素昧外情，虽使监管他民，实多难便之端”，而黄遵宪的“暂许美国领事管辖”美国人的建议“甚好”。因此，朝鲜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是在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认识的黄遵宪、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之下，认为这是中西“风俗礼教”之差异而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予美国的。中国官员以其昏昏，欲使朝鲜外交昭昭，其悲剧于此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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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鸿章派遣曾留学法国的属下马建忠，陪伴薛斐尔东渡朝鲜，襄助朝鲜政府与美方完成签约。1882年5月22日，朝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并没有写入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内容，而是将朝鲜置于一个同美国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位置，这一点比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要来得明确。作为补救措施，朝鲜国王在马建忠的建议下，特别向美国总统发了一个照会，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图17.8）。美国政府后来严肃对待了朝方的这一声明，其驻朝公使和驻华公使针对中朝关系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一方面，美国将朝鲜视为与美国平等的独立自主之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干涉朝鲜与中国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1882年6月6日，马建忠又协助朝鲜同英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鲜的国门进一步打开。因为与美国交际的原因，朝鲜在同期制定了该国第一面现代国旗，采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八卦图，其形制和现在的大韩民国国旗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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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8 朝鲜1882年的官方档案《壬午年清国问答》中的一页，其中记录了马建忠与朝鲜代表的谈话，马氏建议朝鲜国王发一个照会给美国总统，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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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兵变与清兵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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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条约签订整整两个月后，汉城忽然爆发了一场军士哗变，史称“壬午军乱”。哗变的主因是朝鲜的传统营伍缺少米粮，而日本军官指导之下的新式的“别技军”却粮饷充足，于是引发了旧营士兵哗变，杀死了新军的日本教官，冲击了日本驻汉城领事馆，并杀了闵谦镐等依附闵妃的外戚重臣，且意图抓获闵妃，同时要求大院君李昰应重新统理政事。大院君乐得其成，罢新法，复旧制，并匆匆宣布闵妃死于军乱。其实闵妃潜逃到了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逃回长崎并电告外务省之后，中国驻日大臣黎庶昌才知道了变乱消息，迅速电告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逝，遵制返乡丁忧，特荐其淮军旧部、两广总督张树声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鲜决定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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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时并无快速探知朝鲜情报的渠道，无论是朝廷、礼部还是总理衙门，都手足无措。此时，正驻扎在天津监督朝鲜学生学习军工制造的金允植，连同问议官鱼允中，成为了中国方面了解兵变的主要信息渠道。在获悉兵变的消息后，金允植多次同天津海关道周馥进行笔谈，一面竭力要求中国迅速出兵代为戡乱，一面在着力替国王辨白的同时，逐步指认高宗的亲生父亲、曾经摄政十年而如今在闵妃一党的排挤下已经失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变乱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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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都是朝鲜国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国官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诸如叛军攻打王宫、闵妃遇害、大院君掌权的消息，似乎也都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中方判断，朝鲜国王已经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应乃罪魁祸首，目的是要篡权，也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图危宗社”“窥伺藩位”，中国既是上国，理当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样，派雷霆之师前往戡乱，除萧墙之祸，保其国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官兵到达汉城后，包围大院君的住宅，然后以朝鲜王大妃的名义将大院君赐死，“为国除害”。8月底，张树声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大军东渡，入朝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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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等人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部队的“向导官”，随吴长庆大军回到朝鲜，协助清军行动。清军用了短短几天即控制了局势，然后将闵妃从忠州迎接回汉城王宫。吴长庆等人虽然没有像金允植建议的那样杀掉大院君，但却在入朝后很快将其诱捕，随后迅速押送到天津，次转至保定，一直羁押到1885年方准其回国，去遏制重新抬头的闵妃势力。对中国而言，这次出兵不啻挽救朝鲜社稷于万一（图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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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9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画像。李熙1863年被清朝册封为国王。1919年1月21日突然逝世，有人认为是被日本方面毒死的。民众随后纪念高宗的活动引发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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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次行动，目的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要拯救朝鲜国王，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权，路数完全相同，均为中国在宗藩框架内所担负的上国道义所推动。另外，清代中国身上背着的乃是历代以来早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属国讲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来的主权国家概念。例如，在处置羁押在华的大院君时，张树声、李鸿章都建议将大院君永久羁押在华，仍允许国王派员探视，而李鸿章针对扣押大院君所指出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根据，竟是元朝至治年间流放忠宣王于西藏，以及至元年间流放忠惠王于广东揭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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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至少在1882年这个时候，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有当时大国政治外交的考虑，但其合法性则来源于中朝历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国对朝鲜王室的确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和平时期并无表现。这也同时说明，欧洲舶来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朝两国的朝廷交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国际政治理论来观察晚清中朝关系，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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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这次出兵朝鲜，也为年轻的袁世凯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吴长庆领兵东渡之时，就在从山东开往朝鲜的军舰上，时年23岁的袁世凯结识了朝鲜前军向导官金允植。袁世凯意气风发，曾提笔对金允植说：“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师，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赏袁氏的勇猛刚毅，但温和地建议袁世凯还是先到仁川之后再视情形如何做下一步计划。当时的金允植决然不会想到，恰是这位23岁的中国人，不久之后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驻扎朝鲜都城长达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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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驻朝与中国代表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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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请求中方留驻部队，并派熟谙洋事的干练之人到朝鲜，襄助朝鲜外交通商以及组建海关等事务。同年9月，双方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互派商务委员。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谈判签署的条约，早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了。按照中方说法，这不是一个“条约”，但从形式上和朝美条约没有本质差异。通过这一章程，中国也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朝鲜半岛，在仁川等地方开始设立中国租界，日渐引发了日后与日本、美国、俄国等国家认为中国要殖民朝鲜的担心，进而造成了诸多外交矛盾和纠纷（图17.10）。到了1882年秋，中国对变乱之后的朝鲜如何处理外交通商事务的督导工作，逐步按照朝鲜的需求铺开。同年11月，李鸿章选派马建忠的胞兄马建常（即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和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过的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以顾问的身份前往汉城，襄助国王整理洋务。也正因为如此，朝鲜新建立的西式海关税务系统，受辖于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架构上是中国海关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年报都是附在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汇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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