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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朝鲜1882年的官方记录《美国通商实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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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商定的十五款中，有一款是关于美国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的。领事裁判权赋予外国公民不受居住国法律管辖的权利，是一种治外法权，最能体现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黄遵宪自己主动写进草本里去的，对此李鸿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赞成，认为朝鲜“素昧外情，虽使监管他民，实多难便之端”，而黄遵宪的“暂许美国领事管辖”美国人的建议“甚好”。因此，朝鲜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是在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认识的黄遵宪、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之下，认为这是中西“风俗礼教”之差异而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予美国的。中国官员以其昏昏，欲使朝鲜外交昭昭，其悲剧于此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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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鸿章派遣曾留学法国的属下马建忠，陪伴薛斐尔东渡朝鲜，襄助朝鲜政府与美方完成签约。1882年5月22日，朝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并没有写入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内容，而是将朝鲜置于一个同美国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位置，这一点比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要来得明确。作为补救措施，朝鲜国王在马建忠的建议下，特别向美国总统发了一个照会，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图17.8）。美国政府后来严肃对待了朝方的这一声明，其驻朝公使和驻华公使针对中朝关系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一方面，美国将朝鲜视为与美国平等的独立自主之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干涉朝鲜与中国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1882年6月6日，马建忠又协助朝鲜同英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鲜的国门进一步打开。因为与美国交际的原因，朝鲜在同期制定了该国第一面现代国旗，采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八卦图，其形制和现在的大韩民国国旗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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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8 朝鲜1882年的官方档案《壬午年清国问答》中的一页，其中记录了马建忠与朝鲜代表的谈话，马氏建议朝鲜国王发一个照会给美国总统，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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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兵变与清兵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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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条约签订整整两个月后，汉城忽然爆发了一场军士哗变，史称“壬午军乱”。哗变的主因是朝鲜的传统营伍缺少米粮，而日本军官指导之下的新式的“别技军”却粮饷充足，于是引发了旧营士兵哗变，杀死了新军的日本教官，冲击了日本驻汉城领事馆，并杀了闵谦镐等依附闵妃的外戚重臣，且意图抓获闵妃，同时要求大院君李昰应重新统理政事。大院君乐得其成，罢新法，复旧制，并匆匆宣布闵妃死于军乱。其实闵妃潜逃到了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逃回长崎并电告外务省之后，中国驻日大臣黎庶昌才知道了变乱消息，迅速电告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逝，遵制返乡丁忧，特荐其淮军旧部、两广总督张树声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鲜决定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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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时并无快速探知朝鲜情报的渠道，无论是朝廷、礼部还是总理衙门，都手足无措。此时，正驻扎在天津监督朝鲜学生学习军工制造的金允植，连同问议官鱼允中，成为了中国方面了解兵变的主要信息渠道。在获悉兵变的消息后，金允植多次同天津海关道周馥进行笔谈，一面竭力要求中国迅速出兵代为戡乱，一面在着力替国王辨白的同时，逐步指认高宗的亲生父亲、曾经摄政十年而如今在闵妃一党的排挤下已经失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变乱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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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都是朝鲜国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国官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诸如叛军攻打王宫、闵妃遇害、大院君掌权的消息，似乎也都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中方判断，朝鲜国王已经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应乃罪魁祸首，目的是要篡权，也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图危宗社”“窥伺藩位”，中国既是上国，理当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样，派雷霆之师前往戡乱，除萧墙之祸，保其国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官兵到达汉城后，包围大院君的住宅，然后以朝鲜王大妃的名义将大院君赐死，“为国除害”。8月底，张树声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大军东渡，入朝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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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允植和鱼允中等人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部队的“向导官”，随吴长庆大军回到朝鲜，协助清军行动。清军用了短短几天即控制了局势，然后将闵妃从忠州迎接回汉城王宫。吴长庆等人虽然没有像金允植建议的那样杀掉大院君，但却在入朝后很快将其诱捕，随后迅速押送到天津，次转至保定，一直羁押到1885年方准其回国，去遏制重新抬头的闵妃势力。对中国而言，这次出兵不啻挽救朝鲜社稷于万一（图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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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9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画像。李熙1863年被清朝册封为国王。1919年1月21日突然逝世，有人认为是被日本方面毒死的。民众随后纪念高宗的活动引发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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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次行动，目的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要拯救朝鲜国王，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权，路数完全相同，均为中国在宗藩框架内所担负的上国道义所推动。另外，清代中国身上背着的乃是历代以来早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属国讲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来的主权国家概念。例如，在处置羁押在华的大院君时，张树声、李鸿章都建议将大院君永久羁押在华，仍允许国王派员探视，而李鸿章针对扣押大院君所指出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根据，竟是元朝至治年间流放忠宣王于西藏，以及至元年间流放忠惠王于广东揭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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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至少在1882年这个时候，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有当时大国政治外交的考虑，但其合法性则来源于中朝历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国对朝鲜王室的确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和平时期并无表现。这也同时说明，欧洲舶来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朝两国的朝廷交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国际政治理论来观察晚清中朝关系，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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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这次出兵朝鲜，也为年轻的袁世凯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吴长庆领兵东渡之时，就在从山东开往朝鲜的军舰上，时年23岁的袁世凯结识了朝鲜前军向导官金允植。袁世凯意气风发，曾提笔对金允植说：“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师，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赏袁氏的勇猛刚毅，但温和地建议袁世凯还是先到仁川之后再视情形如何做下一步计划。当时的金允植决然不会想到，恰是这位23岁的中国人，不久之后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驻扎朝鲜都城长达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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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驻朝与中国代表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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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请求中方留驻部队，并派熟谙洋事的干练之人到朝鲜，襄助朝鲜外交通商以及组建海关等事务。同年9月，双方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互派商务委员。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谈判签署的条约，早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了。按照中方说法，这不是一个“条约”，但从形式上和朝美条约没有本质差异。通过这一章程，中国也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朝鲜半岛，在仁川等地方开始设立中国租界，日渐引发了日后与日本、美国、俄国等国家认为中国要殖民朝鲜的担心，进而造成了诸多外交矛盾和纠纷（图17.10）。到了1882年秋，中国对变乱之后的朝鲜如何处理外交通商事务的督导工作，逐步按照朝鲜的需求铺开。同年11月，李鸿章选派马建忠的胞兄马建常（即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和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过的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以顾问的身份前往汉城，襄助国王整理洋务。也正因为如此，朝鲜新建立的西式海关税务系统，受辖于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架构上是中国海关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年报都是附在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汇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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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0 仁川中国城的牌坊。笔者2015年6月摄。仁川中国租界是1883年开始设立的，很多华商从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前来做生意。中国租界西面和南面靠海，东面邻日本租界，东北面邻英美国际租界。现在原日本租界地面保存有好几家博物馆，原中国租界地方仍旧活跃着很多华人商店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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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讲明的是，这一系列的指导工作，都是在传统宗藩框架内，经“下国”朝鲜请求，中国才以“上国”身份着手处理，原本并非中国要主动去做去管的。朝鲜国门洞开之后，几乎连懂英文、法文的人才都没有，对如何写就针对欧美等国外交文书、如何组建新式海关和征收关税，甚至连本国国旗样式的制定等等，都没有认识，可谓手足无措，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中国这个已经大搞洋务二十多年的“上国”。例如1882年朝鲜与美、英等签订外交条约，主要依赖马建忠等人的从旁襄助和指导。后来，很多人根据表面的观察，得出此乃李鸿章等人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的开始，并得出传统宗藩秩序就此终结的结论。如此论断，均系观察不深所致，常常失之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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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初，马建常和穆麟德抵达汉城，而美、英、日等国的驻朝领事也纷至沓来。同期抵达的，还有中国的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台陈树棠，其正式官名为“委办朝鲜商务委员”，归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汉城这个“隐士之邦”的安静古都，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成为各国外交官的舞台。但陈树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烦心事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最要命的有一件—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他对泰西同行们道不明、说不清。他要强调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而其余同行虽然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和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在公开场合都认定朝鲜系一独立的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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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5月，美国首任驻朝鲜公使卢修斯·富特（Lucius H.Foote，1826—1913）抵达汉城，他在觐见朝鲜国王时所做的致辞中说：“当今进步之时代，道义的力量高于武力，而一个国家的弱点有时候也恰恰是它的军力。……时间已经证明，最高的文明唯有通过友邦之间的自由交流才能获得。”美国国务卿在同年3月给富特的训令中明确就美朝中三边关系做了指示：1882年的美朝条约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就美国而言，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但除非本国权益受损，美国不会干涉中朝两国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国默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只要别碰了美国的蛋糕就可以了。这种两面的实用主义外交，也为英德法俄等国家所仿效。因此，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出面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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