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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1 柯姑娘于1904年4月绘制完成的巨幅慈禧太后油画。公有领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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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高2.845米，宽1.626米，画上的慈禧太后非常端庄，脸庞明亮，上书“大清国慈禧皇太后”几个大字。画好以后，裕勋龄曾经拍了一张照片，留在太后手中做纪念。油画很快装入由太后亲自设计的非常精美的大型楠木木框之中，再置于一个大木箱子内，用绣着五爪龙的黄缎子包裹起来，从北京一路运到了圣路易斯。6月19日，在溥伦和其他中国大臣以及来自圣路易斯美术馆的负责人的见证下，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将老佛爷的油画请出来，安放到了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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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博览会从1904年4月30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持续了整整6个月，60多个国家参加，美国当时的45个州有43个州参加。慈禧太后油画运抵展会的时候正值参观高峰，立即成为一个亮点，无论是慈禧太后肖像还是装着画像的充满中国风情的楠木木框，都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之一。这是慈禧太后的面容和真人大小的形象第一次公开展示于西方民众面前，对从来没有见过慈禧太后的人而言，画中的女人就是慈禧太后，而绘画者凯瑟琳深知自己在太后的亲自监督下创作的是一个比现实中的太后更为漂亮年轻的女人形象。1904年7月，任务完成后的凯瑟琳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在圣路易斯博览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凯瑟琳在纽约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With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的自传，讲述了在慈禧太后身边生活与绘画的经历，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幅画几乎就是按照慈禧太后的种种修改要求画成的。尽管如此，这位柯姑娘艺术生涯的巅峰恐怕恰恰是这幅流传后世的作品。在柯姑娘出书后不久的1905年，清廷邀请了荷兰男画家华士·胡博（Hubert Vos, 1855—1935）给慈禧太后画过油画，其中一幅至今仍旧藏在颐和园，2008年中荷两国还联合对这幅油画进行修缮，很多人误认为这是美国柯姑娘所画（图18.22和图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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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2 1904年春在北京站装着太后肖像油画的列车以及负责押运的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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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3 1904年6月慈禧太后油画被安置在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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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博览会结束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代表中国政府，在白宫举行了一个仪式，将慈禧太后巨幅油画赠给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梁诚致辞说：“皇太后陛下的肖像当成为美国政府的财产，用来纪念她对美国人民幸福与发展的永恒的祝愿。”罗斯福总统收下了这幅画，并将其转至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博物馆收藏，现在位于赛克勒艺术馆之内（图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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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4 柯姑娘所绘的慈禧太后的巨幅肖像油画，楠木木框上围绕着“寿”字。现藏华盛顿赛克勒艺术馆，保存得十分完好。笔者2019年4月摄。前面站着的是当时身高110厘米的6岁的王聿嘉小朋友。难以计数的人都是通过这幅油画来认识慈禧太后的，而他们很多人或许完全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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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幅油画仍旧在华盛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中向中外访客展示。2019年3月28日到6月23日，为了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该博物馆特意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一起，举办了一场题为《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和生活》的高水平艺术展览，其中就包括这幅著名的油画。从美国一些媒体的专门报道来看，这场展览多少也是受2018年风靡荧屏的中国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影响，其中呈现的清宫服饰和后宫妇女的生活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而举办方也想通过这次展览，引起大家对素来被官方历史叙述所严重忽略的清廷妇女生活的重视，这一倾向也与现在学术界比较重视的性别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女权运动有着很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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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将这些历史串起来的话，会发现慈禧太后的夫人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短短几年之间，慈禧太后结识了京城所有的公使夫人，并通过与她们交好来展示中国的变化和进步以及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友善，而康格夫人和中国女士之间热烈举行的下午茶交流，更是史无前例的中外妇女交流新趋势。与慈禧太后熟识的康格夫人、裕德龄以及柯姑娘等人，也都很快在美国出版了与慈禧太后相关的回忆录，将慈禧太后的形象推到了西方世界，对普通大众纠正对慈禧太后的夸张认识以及介绍中国文化都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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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慈禧太后对外国女士的友善，并不能改变她自身的弄权和腐败等种种问题，而她统治之下的大清国也早已经积重难返，纵然1902年举国重新掀起了新政改革，仍难以挽救清朝迅速衰败的命运。在慈禧太后的油画赠送给白宫三年后的1908年底，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双双驾崩，年仅两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越二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携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就此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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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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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结语：从烟草到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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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限山隔海，两国发展本不相同，亦无相生相克之事，那么美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颇难找到一个可以适用于本书涵盖的充满着各种激荡起伏的大事件的历史时期的答案。清代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是一个特别长的过程，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即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才算是比较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但完全谈不上深入。从晚清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过是欧美列国之一，美国可资借鉴学习的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和英法德等国一样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即便就此点而言，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观察这段时期内的中美关系史的话，中国并未把美国视为非常独特而专门交往甚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从中国的洋务运动中看出来，毕竟美国在华实际推行的素来都是与英法等国的联合商贸、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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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有着比对欧洲列强更为温和的态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因其对华外交中立政策和海外非殖民政策而没有像英法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而且美国有大批传教士在华传教并在各地从事教育和卫生等事业，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是前往美国学习的，容闳、孙中山、胡适、宋庆龄、宋美龄等人都是留美人士，表面上相对温和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推出的，中华民国建立后与中国合作最多的仍旧是美国这个国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本身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上，以期改造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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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前的章节曾经回顾了风靡欧美的“中国风”，而自明末到清朝中期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当时中西交流的最重要的推手，他们将中国的种种美好介绍回欧洲，促使欧洲人对中国进行了理想化的构建，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指向本国和本土的建设。1776年，著名的法语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格林男爵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Friedrich Melchior, Baron von Grimm，1723—1807）曾评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已经变成了受到特别关注和特别研究的对象了。传教士们最早是通过充满玫瑰色的报告，来有利地引导公众舆论，他们是从遥远的土地上写来的报告，那里是如此地遥远乃至于无法拆穿他们的谎言。然后，我们的哲学家们就拿着这些报告，从中发掘出一切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东西，用来谴责或清除那些他们在自己国家里所发现的不善之处。由此，中国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为睿智、道德和好的信仰的家园，拥有世界上建立时间最长和最好的政府，拥有我们已知世界中最为崇高和最为美丽的道德；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艺术以及中国的工业都同样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楷模。”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中国换成美国，并把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哲学家置换为晚清中国留美人士和本土期盼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美国对于晚清中国的意义的描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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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点照样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照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真正较多的观察和认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公使进驻北京之后，并且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有很不一样的考量。然而，究其根本，中国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巨大的商业贸易机会与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虽然很多情况下，对中国巨大市场的美好憧憬往往只是美国商人和企业的一厢情愿的看法，但恰是在这种憧憬之中，1784年开创的“中国贸易”（China Trade）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结束之时，进入民国时期也持续未断，而且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资本与利润，可以跨越甚至摧毁帝国之间的一切壁垒。本书曾在前面的章节内介绍了美国很多商人参与对华鸦片贸易并将巨额利润返回美国国内的事情，现在我们再从烟草工业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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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烟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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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上至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和贩夫走卒，经常见到捏着香烟的人吞云吐雾，乃至于现在日趋流行的电子香烟，也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在中国甚至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男子不抽烟就是缺乏男子汉气质。众多读了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时不时地要来上几根，奉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为一大生活圭臬。这一日常消费习惯的养成，其实离不开晚清时期美国的烟草公司在中国的苦心经营，而中国至今都是全球各大烟草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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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美国人詹姆斯·邦赛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59—1924）发明了自动卷烟机，卷烟速度一夜之间发生了质变，之前人工平均每分钟制造4根卷烟的速度，现在提到了每分钟200根香烟，1小时可造12 000根，10个小时12万根。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的研究，在听到这个卷烟工业的技术大革命的消息之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当即对属下大喊一声：“给我拿地图来！”拿到地图后，杜克一张一张地翻看，但只看地图底部的比例尺和人口数量，直到翻到中国那一页上的“人口：4.3亿”，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卖烟的地方！”杜克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和他的管理团队都非常激动—那可是4亿多人的市场！根据美国1880年6月第10次人口普查，美国当时人口才勉强接近5 019万，仅是中国人口的11%强。杜克手下负责中国市场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A. Thomas，1862—1940）甚至憧憬4亿多人人手一支香烟的景象。这种庞大的消费市场憧憬，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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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当然不会每个人都买香烟，然而杜克的中国市场梦也没有落空。自1890年第一批卷烟进入中国以来，杜克公司逐渐将烟草种植、资金、技术等都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以上海为根据地，将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直至很多基层农村地区，再配以非常强劲的广告攻势，最终其香烟销售量逐渐以几何等级增长，从1902年的12.5亿根香烟，增长到1912年的97.5亿根，再到1916年的120亿根，14年之间消费量增长到了十倍。而1916年杜克公司在华销售额高达2 075万美元，净利润375万美元。1902年，杜克烟草公司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而正是这家英美烟草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香烟市场，也基本上打垮了所有的中国本土香烟企业，包括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