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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让中国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到了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成功让中国人喜爱上了香烟，虽然香烟不同于鸦片，但这两者都是外国公司推广、中国人吸食，两者都引发了本土制造和竞争，都造成了中国资本大量外流，也造成了人民体质的弱化。1909年2月，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国际上第一次禁毒会议，即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International Opium Comission），史称“万国禁烟会”，所禁之“烟”是指大烟，即鸦片。这是美国首先倡导的一个禁烟大会，因中国禁烟成效明显而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建议世界各国禁烟，对1912年诸国缔结《海牙鸦片公约》贡献至大。然而，也恰是此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日千里地发展，推动中国人吸食新式香烟，到20世纪20年代后甚至成为当时“摩登”消费的一种标志了。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口陡然增加到了13亿之多，香烟市场也随之扩大，至今，尽管每一盒香烟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中国烟民的数量仍旧是全球最多的。我本人并不吸烟，十几年前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周围的大学教授，包括中国出生的教授在内，没有一人吸烟。我周围的欧美的研究生同学，亦无一人有吸烟的习惯，反倒是我的很多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的同学，经常要在一些场合吸一下香烟。这种对比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虽然也并不吃惊，毕竟吸烟与否是个人选择和个人权利。到现在，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来观察的话，我周围的同事无一人吸烟，而前来访问的很多中国学者，则是几个香烟销售点的常客。在中国，我也不止一次见过中国学者宴请外国学者时，当场吸烟将外国同行熏得眼睛流泪咳嗽不停而嘴上却又用中文说“没关系、没关系”的场景，每每让我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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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社会多年前也和中国社会一样，烟民遍地是，后来大力实行吸烟有害的宣传运动，取得了实效，现在公众场合绝少看到吸烟的人了，知识分子中烟民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尚且需要更多的努力。过去的四五年间，我在办公室和教学楼之间往返上下课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教学楼的角落，经常见到三四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一边用中文说笑，一边美美地吸着香烟。来来往往很多教员和学生，想必都看到过这一幕。这些抽烟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在异国他乡，有很多无法为外人道的苦衷，以这种方式短暂消遣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大约并不知道，他们这种在无烟校园的场所中公然聚众吸烟的举动，足以在一瞬间损害他们自己和中国留学生的美好形象，私底下为人诟病；而年轻的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潇洒的吸食卷烟之“香”，诚乃晚清以来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块沉重的消费传统，是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香”烟一以贯之的民族痛史的一部分，而当年推波助澜最为厉害的国家之一，恰是他们脚下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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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只不过是美国在19世纪晚期众多的对华商品销售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它说明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全球贸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在今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贸易框架中，仍旧扮演着十分类似的角色。中国的繁荣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极其有利的，正如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的时候在北京对恭亲王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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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故纸堆：多元的中国与现代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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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月10日，即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风凛冽。这是欧美公使正式进驻北京的第十个年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毗邻紫禁城的东江米巷（即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内，完成了一篇长长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发给了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作为美国政府拟定对华政策之时的背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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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为第三任驻华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马上任，“镂斐迪”是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称呼他的中文名字。镂氏曾在1862—1863年担任国会众议员，1863—1867年之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长，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他在北京任上写这篇报告的时候，距离美国同中国签订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刚好27年，但距离第一任美国公使蒲安臣入驻北京还不满9年，虽然1868年蒲安臣带着中国使团拜访了美国，美国传教士也早已蜂拥进入中国，中国移民也大量进入美国，但美国政坛高层总体上对中国的情况仍旧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发的中国民众攻击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和外国传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时尚未散尽，中外关系因此仍在低谷之中。当此之时，如何应对中国局势亦属当务之急。镂斐迪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是在北京成立美国公使馆以来的一份罕见的正式长篇中国国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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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美外交文书中，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很不起眼，几乎是被彻头彻尾地埋葬在故纸堆中，各种围绕大事件叙述的中美关系史中也都看不到它的踪影，毕竟它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带有转折点性质的文书，就像掀起了全球冷战风云的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从莫斯科发回华盛顿的旨在遏制苏联的长电报那样。然而，镂氏的长报告的价值也不应埋没，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直到今天对美国乃至所有的西方国家仍旧至关重要也极具挑战性的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和文化多元的国度并非易事，即便是今天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也大约是要经过相当程度的观察和积累之后，方能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沿着怀疑古代历史真实性的道路，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的是我们中国人对古代史的叙述的一个趋势：年代愈往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顾氏因此成了“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即后来的所谓“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1864—1942）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本来不存在，都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史书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此论震惊了日本汉学界。到了1923年的顾颉刚，也直接表示“大禹是条虫”，同样捅了中国学界的马蜂窝。这都是一百多年前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争之事了，但到现在看来，我们对尧舜禹是否就比20世纪初的那批学者知道得更多了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继续走在顾颉刚所说的层累而放大的历史之路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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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古时代是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才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话，那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动辄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好像足以构建很多翔实可靠的历史了。事实上，核心问题并不在资料的多寡。这恰是我们有必要读一下150年前镂斐迪的中国报告的原因之一：我们同样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但和顾氏所言的古史观不同，我们的很多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是走了基于近代化理论之上的片面理解和批评甚或贬低清朝的道路，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当我们中国社会全面卷入近代化以及后来的又一轮全球化大潮之中去的时候，然后这些片面理解叠加起来层累地构成了我们对清代中国的认知。这导致了时代愈靠近今日，我们对清代社会的认知愈偏离，愈发认为清代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二分的，历史因此成了真正的故往，而不和今日发生任何现实层面上的联结，进而导致我们不断地回头去认可单一的线性历史观念甚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社会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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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镂斐迪这样一个外国公使的报告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实情并非如此。很多今天被我们拿来批评当时中国社会“落后”“保守”或“停滞不前”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钥匙。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话语以及术语去理解当时的社会的话，也就难免会出问题。有人主张我们在考察过去的时候，需要用情景代入的方法进入，非常有道理，正如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的“同情之理解”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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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从美国外交文书中读到镂氏的长篇报告，当时就对其有关晚清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颇有感触，也让人可以从中体味百年来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剧烈变化以及很多并没有发生太多本质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一些他谈到的事情日后竟然是学界热门的讨论话题，而无论用词还是研究路数，本质上竟然并没有超出他寥寥几笔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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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我将其列入我在美国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的时候，特意把这篇报告作为阅读材料之一，年轻的美国学生对它很感兴趣，不断地问询各种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重读这份美国公使的中国情况报告或许也会有很多的启发，至少能看到当日作者所见所思的中美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仍时不时地反映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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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氏的中国国情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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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论和行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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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不是要沉溺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不是要预见中国的未来，只是尽可能精确可靠地描述中国现在的状况，而中国和中国人的多元化也要求观察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观察才行。即便是相同的资料，带着不同理念的人会做出相反的结论，而每个结论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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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自身充满各种差异的国度。没有一种有关中国的概括性描述是安全可靠或者正确的，因为如果有50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说法是真的话，会有100个例子等在那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府是这样，其他的方面也是这样。【本段解评：镂氏所言的对我们好像是非常明显的道理，然而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提到“中国如何如何”“我国如何如何”“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等等的时候，并没有记得如此的概括性描述是极易出问题的，而在正式的外事场合做此种描述，尤应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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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从皇帝开始从上往下观察权威（authority）的话，看到的都是不负责任的执行命令的权力，这就必然使政府走向了一种彻底的专制主义（absolute despotism）。但是，如果你从下往上观察这个社会和政府的不同层面的话，民主（democracy）又是深深嵌在政府组织结构里面的一个原则，大众可以对官员发挥一种控制性影响，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被民众的意愿所主导。然而，事实是专制和民主（despotism and democracy）这两方面并不是哪一方面控制了另一方面，而是混合在一起的；皇帝享有按照个人意志去做任何事情的绝对权威（absolute authority），但这种权力也是非常受先例和传统限制的，乃至于如果不遵循大众意愿的话就鲜有成效。【本段解评：有关镂氏所言的这种混合的确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反应，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权其实是受到多种制约的；有关这种体制的运作，就明清两朝而言，可以参考阅读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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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理论上是昊天上帝（God）在地上的代理人，也是所有人间及神赐的法律的根源。皇帝也当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这个国家所有资源的拥有者，也是产生权力、荣耀和俸禄的官府的源泉，更能享受16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臣民们的服务。如果这套理论付诸实践的话，中国政府将是地球上最强壮的政府。一个男人的随心所欲的意志可以控制和驾驭四万万人，这是举世无双的。但是，跟这套理论相抵触的现实是帝国政府的权力是很弱的，简直就是虚弱了，它对人民的控制更多地像是形式上的而非是真实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自董仲舒以降天授君权的理论，皇帝即“天子”，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回变的剧烈冲击，元气大伤，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增加，所以在镂氏看来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很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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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为十八行省，每个省都有一个政府，其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命。理论上，省政府的设立是方便协助帝国对人民行使司法权和权威，但事实上这些省份从各方面看都是独立的藩属国（independent tributary states），如果不是通过省府官员们的话几乎感受不到中央权力的权威在哪里。在美国很多人热衷于推进或者坚定地相信“州府权力”（State rights），但就中国这些省政府的运作而言，不啻将美国的这一白日梦（day-dreams）彻底照进了现实中。【本段解评：这里所谓的中国分为十八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指的是从明朝十五布政使司演变而来的内地十八行省，并没有包括清朝设置将军或大臣管辖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领土，在镂氏写报告的1871年，新疆和台湾还都没有单独建省；实际上，清朝至少自康熙朝以来，省份列表远不止18个，“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在清代文书之中。镂氏把行省视为藩属国，一来可能是受到了美国制度的影响，二来可能是对各省内贡制度（例如各省每年都要进贡朝廷）有所接触所致。当时晚清督抚权力正处在太平天国以来的膨胀过程之中，所以镂氏看到的地方权力比较明显；虽然美国内战也结束没有多久，但联邦政府权力大大增强，所以镂氏说有些人想扩大州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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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官员们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而且从各个方面说都是在其司法系统中位置最高的。他们发放地契和征收地租，确定税率和征税方式，确保税款的征收，并且通过征收比中央政府要求的年税更高的税额来挪用多余的部分以补贴省政府的花销。一旦有特别的必须支出的话，省府官员们就要通过各种途径征收特别税项来弥补急用。他们负有维持各自辖区内和平安定的责任，需要击退入侵之敌和镇压叛乱，而且若有必要的话就得拉起军队并养活其营伍。这些事情都在省府官员们的责任之内，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成规（any fixed rules of law）来加以指导。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中央政府就视其为地方官无能或者不诚实的显而易见的证据，可以理所当然地立即将这些官员革职和降级。【本段解评：镂氏是在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来观察中国的省政府权限，他提到的各种途径征税，属于咸丰同治年间朝廷为了四处镇压各地起义而放手让地方官征税的做法，例如清朝于1853年从江苏试点征收税率为一厘的商业税“厘金”就是其中之一，厘金迅速演变成晚清财政税收的重要手段，直到1931年才被民国政府最终废止。镂氏所言的地方官惩处，可能跟他刚刚亲身经历的天津教案中北京朝廷处置天津的地方官一事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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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法律，疏忽之举要遭受和行动之举一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惩罚。如果出现了叛乱，那就要照以前的路子使用各种手段镇压下去，而且流匪常常被朝廷招安，朝廷给他们一些银子，或者给他们一官半职，来消解掉这种四处作乱的武装力量。假如必须动用武力消灭这些叛乱的话，那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就要成为战争法则了：“更为安全的是置敌于死地，因为其活下去的话可能卷土重来。”虽然其他省份也可能出钱出人来帮助叛乱所在的省份镇压，但通常各省需要独自维持和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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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的主要官员通常推荐或者任命下辖属官。这些推荐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极少迁延不批，所以推荐也就形同任命。如今帝国大量的官府机构内充斥着各省以这种举荐入仕的高官，尽管理论上所有的官员都由皇帝本人任命。【本段解评：镂氏描述的是中国官场的各种人际网络的构成途径之一，到了晚清因为时局不安，朝廷十分倚重地方督抚举荐贤能，而这些地方官又连成一片，组成一张张官网，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和曾的门徒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以及李鸿章提携的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就是典型例子（图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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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 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清廷批准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奏折。此后十年，袁世凯一直受李鸿章节制，也被视为李氏门生。这也是袁世凯发家史的关键一步。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可谓前浪保举后浪，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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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教育和科举考试：皓首穷经与学以致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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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所有的官职只由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来充任，所有候选人都得经过一个教育考试，只有那些通过考试获得了功名的人才能有资格当官。只要教育恰当，这个帝国的最为卑微的人也有资格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这套规则严格而公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获得高度认可。现今大部分的高官都出身卑微，便是一个明证。这套非常值得尊敬的体制已经在中国沿袭了将近1 100年，历经内战和朝代更迭却屹立不动，而且到今天是比其他任何管理国家的原则都更为深刻地嵌入了帝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仍为人民所遵从。虽然帝国政策及其背后的动机千变万化，治理原则往往随之改变和调整，但只有这一考试制度是唯一的例外。【本段解评：此系谈科举制度，此制度彻底终结于1905年（图19.3）。镂斐迪说“理论上”是取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做官，是因为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科举的以保举等其他各种方式做官的人，例如左宗棠虽早年就乡试中举，却三次会试不中（即考了9年），后通过幕府踏进官场；而随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的刘锦棠，是以军功出任新建的新疆省的首任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