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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会试光绪皇帝钦点的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四川人骆成骧（1865—1926）的殿试卷之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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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而采取了极大的警惕措施，我确信这些措施也付诸实施了，且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会得到认可，这样才能彻底贯彻平等而正确的正义。很多外国人都提到了或者写到了中国不少收钱卖官的事，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在财政出现巨大亏空时来充实国库的权宜之计，我相信买卖的主要是官衔（rank）而非官位（office）。换言之，这种可以购买的衔正如在美国军队中的荣誉晋升衔（brevet rank）一样，有荣耀、无薪俸。一个捐了官衔的人自然有资格做官，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人真正得到了朝廷任命。【本段解评：此段评论涉及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的保持，这是清朝朝廷非常看重的，不断耳提面命。距离镂氏报告仅13年前的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就非常出名，当时的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涉及收受考生贿赂，最后被处斩，轰动一时，朝廷对国家抡才大典的公平的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除了朝廷之外，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自身也有一种舆论监督的力量，例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乡试放榜之后，落榜士子们觉得主考官汪霦、副考官姚士藟不公正，浙江士子冯申上书汪霦痛骂之，又纠合落榜士子二三十人，于琉璃厂扎草人两个，上书正副考官姓名，于九月十五日鸣锣聚集，由市井中的小孩子们把草人抬到菜市口斩断。康熙皇帝很快以“今年顺天乡试声名不佳”为由，罢了汪、姚二人的官职。镂氏这里也提到了晚清的卖官鬻爵之风，但他并没有特别吃惊。捐纳乃中国历朝弊政，明清仍很盛行，例如雍正朝名臣李卫（1688—1738）就是捐纳出身。到了晚清时节因为内忧外患导致国库亏空，捐纳泛滥已极，官爵、实缺官位都在买卖。镂氏提到的美军荣誉职衔即brevet rank，是1922年之前部队中采取的一种荣誉晋升奖励，没有实际晋升含义，也不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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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优秀的体制的一个大弊端，就是教育在实际生活中的无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或高等学院的课程设置只包括英文的《旧约》以及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话，或者是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考试之中，需要证明彻底了解了这三种垂死的语言，并能够精确地引述他们脑袋里记住了的《摩西五经》（Booksof Moses）、《诗篇》（Psalms of David）以及《箴言》（Proverbs of Solomon），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是，我这样来比较并非信口雌黄，中国教育的本质的确如此。这个国家的教育是一个漫长又费力的学习过程，消耗掉了学生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到头来对政府或人民却毫无实用价值。【本段解评：此处所评的是中国科举的必读书目四书五经，镂氏所提的几本是基督教的经典。我所教过的美国学生在讨论镂斐迪的报告时，镂氏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评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有的学生还进而反思现代美国大学体制内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所学与所用出现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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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书中自有黄金屋：做官之梦、科举晋身和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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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结构里另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做官的梦想是整个教育过程里巨大的驱动力，如果说不是唯一驱动力的话。官位可以带来荣誉、权力和薪酬，它是这个国家所有男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怀揣着这种做官之梦，他们可以在贫困中挣扎好多年，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但99%的人都名落孙山。许多人在成功中试的时候已经五十、六十和七十岁了，他们的脑力和体力几乎都耗费干净了。就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情况而言，很少人—几乎是没有人—是靠着完全通过这套考试来获取专业技能，或是将其才华投入到科学或艺术（science or art）中去的。虽然的确有攀爬官位和权力之路，但名落孙山的一定为数匪小。大约只有1%的人能在三年一度的考试中成功获得最高学位，但考虑到只有那些成功通过了省里的考试的人才能来北京参加下一轮考试，可以推测这个帝国里有大量的人为了功名利禄去投身考试。【本段解评：清代科举分为县一级的童试、省一级的乡试和在京举行的会试与殿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均是三年一开科，考中者分别升为举人、贡生和进士，镂氏说的“最高学位”即进士。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代热衷科举一直到白头之人比比皆是。例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一生热衷科举仕途，但乡试屡试不中举，直到康熙辛卯年（1711年）蒲氏71岁时才被选拔为岁贡生，但四年后就逝世了。又如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北京会试，头场就搜出了山西贡生张静深夹带小抄两页，当时张氏已经80岁，本系上一年乾隆皇帝念其年至耄耋仍旧参加考试而恩赐的举人，结果一年后就戴枷示众。这种对功名的追求的背后是社会流动途径的狭窄，在经过康雍乾三世人口激增之后，科举晋身的额度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瓶颈，进而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例如洪秀全最终揭竿而起，就跟他之前科举屡试不中有很大关系。晚清时候欧美新学不断涌入，基于四书五经基础上的科举考试严重脱离现实的矛盾非常明显，所以到了1905年清廷最终决定废除科举（图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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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 北京贡院一角。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1899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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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通常来说就组成了一个中间阶层（a middle class），即所谓的“士绅”（“literati and gentry”）。这一阶层的人处于官员和农民之间，为下层人士出谋划策，而统治阶层在应对地方事务的时候也需要他们的居中调停（good offices）。他们很聪明，所以能够占据大部分资源，但很少能攫取到足以去压迫人民的财富的地步，如果他们想那样去压迫人的话。这个阶层制造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种公众舆论能对官员们施加控制性的影响。通常来说，当人民的权利（popular rights）面对着被侵犯的危险或者人民遭受了不公平的压迫的时候，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足以化解掉种种矛盾以及抵消掉自皇帝以下的官员们的行动。士绅们的影响力很大，乃至于所有官员都努力顺着民意（popular will）而动，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政府就实际运作而言本质上是民主的（essentially democratic in practice）。【本段解评：镂氏点出了士绅阶层在官与民之间的调和作用，他使用了直到今天仍旧流行的时髦词语，例如“中间阶层”（中产阶层）、“公众舆论”等等，而且他通过士绅阶层的存在，看到了中国行政系统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受制于基层民意的情况。就此而言，士绅阶层后来在中国社会中的消失，对社会结构以及行政运作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后半期中外学界涌现了不少研究中国士绅阶层的作品，很多人热衷于使用诸如“公众舆论”或“公共舆论”等貌似新近重新舶来的词语来观察中国社会，但就其主旨而言似并未超出镂斐迪几十年前的简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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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官府做官是如此费力费财，所以官员们都期盼着上任后把之前的成本捞回来，如果我看到的报道是真的话，很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顾忌。在前有民众、后有随时可以把他们撤职的皇帝的情况下，官员们要想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于是乎，官员们为了稳妥地攫取不正当的所得（ill-gotten gains），通常就通过谎言和耍花招（falsehood and subterfuge）来逃避责任。当有人向帝国政府告发的时候，所有有利的东西都跑到了官员们一边，而不是检举人一边，因为在像这样的一个没有铁路、电报或者非常有规制的邮政系统的国家里，首都和省之间的交流是缓慢的、无定法的和不确定的，官员们因此能够将他们关于案件的解释首先传递到中央去，提前占了优势；而且，因为没有报纸，所以人民的呼声（popular voice）几乎传不到案发地周围以外的地方去。这些因素经常造成暴动和叛乱（insurrection and rebellion）—这看上去像是民众申冤的唯一出路了。【本段解评：官员上任后要捞回当官前付出的成本，此系中国官僚系统的顽疾，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是也。官员的腐败造成人民不满，由此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明清社会基本上属于“皇权不下县”的时代，即最低一级的中央正式任命的官职是县一级的，县令需要依靠地方士绅完成收税等基本工作，由此也导致了基层的人们状告官员时找不到一条成熟稳定的、合理合法又公平的渠道。中国当时正在开始修建铁路和电报系统，传统的驿递系统也非常成熟，但涉及民生的现代邮递体系要到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才在内地省份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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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看上去使得人民为了逃避重压和不公的惩罚而说谎，而对官员而言，他们获取不义之财的欲望也驱使他们耍花招去避免意外结果。但是，能抵消这种不诚实的以及说句对中国人公道的话，就做贸易的和商人阶层而言，中国的商人们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们都更为有荣誉感和更为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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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夸奖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人更具诚信的时候，我并没有忽略异教（Paganism）和基督教的差异，但在越来越多的趋势下，当人们面对着中国官员所面临的诱惑之时，我更倾向于怀疑基督教在没有别的启蒙性的（enlightening）和提升性的影响的帮助下能够切实控制人们的邪恶念头并使他们保持正直和美德的效用。在一个有着专权政府的国家，官员和民众们行事主要靠传统和先例而不是清晰界定的成文法（well-defined written law），不管根据我们的启蒙观念（enlightenment）这个国家已经是多么文明开化（enlightened），认为这个国家的公众和官员的道德会比中国更好的想法是危险的。【本段解评：镂氏在此达到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的地步了，指明了中国的情况决定了即便是自认为更为文明开化的基督教人士在同样的社会中并不会比中国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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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了中国如此不妙的情况，没有去谈它的进步，但令人吃惊的是整个庞大的社会和政府结构并没有四分五裂。各省是如此独立于中央，不禁让人疑惑中央政府究竟还能维系什么样子的威望和权力。孤立状态（isolation）无疑帮助维系了这个国家的完整，而皇帝既被视为精神领袖也被视为世俗领袖的事实，也增加了皇权以及圣旨的威力。但是，比其他因素结合起来都要有影响力的是全天下追求做官的野心，以及官员任命的模式，这是把整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很强的纽带。通过上面提到的竞争性考试，这个帝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要么正在官府里效力，要么正在希望入仕的路上。官员们也非常紧张地保持政府的完整，以便保留位子和权力，而一大部分读书人也希望能够时来运转，成功通过考试获得官位。但这也是取得进步的一大障碍，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靠理智和争辩难以达到或者克服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的是同治时期清中央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变得孱弱的状态，然后他试图寻找清政府没有垮台的原因，他所认为的科举考试和人们对官位的追求维系了中国完整的说法是片面的，这与他以公使身份接触的中国官僚体系网络大有关系；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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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中国语言和洋泾浜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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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是另一大障碍，对其他国家而言只有时间和忍耐才能部分除去这一障碍。中国的语言是如此麻烦，乃至于要耗费一个中国人许多年去彻底掌握它。对中国人尚且如此，让外国人来学习又会是什么场景呢？现在，的确有几个外国人可以或多或少地熟练地读说中文，但是就算他们已经耐心学习了好些年，也不能肯定地说有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完整准确地读说中文，或者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不用中国教师或写手而单独把邮件和公文翻译为中文且准确无误地把意思和目的传达给对方。【本段解评：当时北京能够熟练掌握中国语言的外国人的确极少，就美国公使馆而言，从1871年到1901年三十年间主要依靠一名自己的翻译人员哲士（Cheshire）在中国员工的协助下做翻译文书的工作，到了1902年美国国务院才在驻华公使康格的极力要求下，选拔了10名美国翻译生前去北京学习中文以便日后在驻华公使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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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识到了一点学习其他语言的重要性，通过这些语言可以阅读其他国家的作品，但在中国更加文明开化之前，中国人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做多少努力，甚至完全不做努力。在中国人被引导着去认识到外国知识的价值或者外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如何去获取知识呢？尽管这个任务是繁重的，要求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但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教科书和字典等等越来越多，都是学习语言知识的好帮手，也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工作。【本段解评：“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步”指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学习西学，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掀起的洋务运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系统内没有什么官员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逐步开设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国语言科目，也开始学习近代物理、化学、天文等新的知识，格局开始根本改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9年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对该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92年年底，丁韪良曾推荐同文馆的张德彝和沈铎二人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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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和中国海关税务司、外国领事馆以及传教士有关系的人之外，很难找到一个能懂、能说或者能写中文的外国人。外国商人们也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相反，一些公司喜欢雇用能说能写英文的本地人，却又担心他们把欧洲的市价和市场报告告诉中国商人。大体而言，和中国人做的所有生意都是通过中国的中间商完成的，这些中间商叫“买办”（“compradores”）（图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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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 19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正在吸水烟的上海买办。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166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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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们可以和买办通过一种没法记录的专业行话“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来交流，这种语言可以传递最简单的意思，沟通买卖指令，完成交易目的。然而，洋泾浜英语并没有包含多少语言要素，所以它的出现和使用已经大大阻止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的进步，例如在学习我们的语言等方面。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国公司的两名年轻的雇员现在正在北京学习中文，以便能够为他们的公司服务，使其公司不再需要在同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时候彻底仰赖买办。这家公司（即琼记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值得一提，因为它在开明地推进获取有用的知识的事业，我希望他们的尝试能够成功，这样其他人就会起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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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中华帝国的衰落：从乾隆到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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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正在衰落之中，能证明其腐朽和衰败现象的令人痛心的证据比比皆是。这种衰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正如其他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和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进步和退步一直是交替的，正如几个朝代显示的或锐意进取或放荡挥霍那样，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和少数几个皇帝的智谋、忠诚和精力成比例的。然而，现在的这次衰落，我认为追溯到乾隆皇帝统治的1736年到1796年这一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乾隆年间，大批钱财用来修缮旧的或扩建新的皇家宅院和游玩场所，并被用在修缮或新建佛教寺庙、陵墓、碑亭等等上面，此种工程遍布全国。乾隆以后的皇帝们似乎没有精力去填补乾隆大加挥霍造成的国库亏空。已经一贫如洗的人民变得更为不满，这种不满通过起义和叛乱凸显出来。人民的这种反叛精神好像已经变得长期化了，而叛乱在本世纪的不同时间内几乎蔓延到了所有省份。这最终酿成了具有巨大暴力和破坏力的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和损毁了几乎整个中国中心地区。除了起义者们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我们还必须加上帝国政府在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的人口和财产损失，以及同外国进行的战争，这些都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推到了穷困、贫乏和饥荒之中。从我们获得的最可靠的资料来看，过去的一百年间因战争伤亡、疾病和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所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实际上低于一个世纪之前。如果这种估算是正确的话—其实也没多少可以去怀疑的，那么单单从这些原因中就不难看出衰落和退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本段解评：可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清朝是从乾隆时期开始衰落的，镂氏提到的清朝同外国的战争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半段基本重合，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与清廷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同英法美俄等国达成协议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镇压前者有关。现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中国人口损失接近两千万，但因为很多人口资料都在战乱期间焚毁，伤亡人口也没有具体记载或统计，所以并不是确切数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统计上的一种大略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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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更为强烈的一个可能超过其他各种原因总和的因素，就是鸦片消费的增长。鸦片已经消耗掉了人民的财富，掏空了他们的灵魂，但在本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为人所知。根据最权威的统计，1800年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不超过4 000箱（chest），每箱重133磅。到了1869年，外国销往中国的鸦片烟达到了大约85 000箱，这里面大约53 000箱是从通商口岸进来的，付了关税，剩下的32 000箱海关官员认为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本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国内很少炼制鸦片，但到了1869年，谨慎的估计认为本土种植炼制的鸦片烟已达75 000箱，加上外国贩进来的烟土，当年鸦片烟消费量高达16万箱，相当于2 100万磅或10 500吨。通过各种渠道从外国贩到中国的鸦片，价值基本徘徊在6 800万美元上下，相当于中国销往其他国家的茶和丝绸的价值的75%。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对外贸易本可促进这里的人民的福祉的让人伤心的评价。这些数字确凿地证明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消耗掉了并正在消耗人民的一大笔血汗钱，降低了他们纳税的能力，反过来就造成了政府的赤贫。但是，这种估算只是包括了一小部分损失和破坏。吸食这种毒品已经削弱了人民的精力，让他们变得好逸恶劳和肆意挥霍，减弱了他们的生产力，就此加速了这个帝国的衰败和毁灭。【本段解评：镂氏此处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和炼制，在1869年的时候数额竟然已经和进口鸦片烟数量很接近了。学界对晚清时期中国鸦片的年销售量的估算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1869年的时候从大陆各口岸进口的鸦片数量为53 413担，从香港进口的鸦片为86 065担，总数139 478担，总值海关银6 195万零403两，但这个统计数据中仅香港一地的进口数量已经接近镂斐迪说的贩入中国的外国鸦片85 000箱，这样一来差别就很明显了。按照清代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中的标准数据单位，当时1担（picul）为中国单位100斤，合60.453千克及133.33英磅，镂斐迪所谓的1“箱”（chest）其实就是中国海关单位1担或100斤。照此计算，1869年进口鸦片总重量介于8 431多吨到9 672多吨之间，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本土炼制的和走私的鸦片，数额应该超过1万吨。这里，我们拿中国学者统计的1869年进口鸦片总额来讲，总值6 195万余两海关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国委托德国建造完成了两艘铁甲舰，其中“定远”号花费141万两白银，“镇远”号花费142.4万两白银，加上运费和杂项开支大约56万两，两舰成本合计339.4万两，而1869年一年中国人抽掉的鸦片就值36艘铁甲舰，当时距离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还有足足25年，而打败北洋舰队和整个大清国的明治日本政府才刚刚建立一年。一年抽掉36艘战舰，25年就是900艘之多，若将此种资本汇集起来，振奋士气，何愁不能自保家园？从这个角度上说，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资本早在无形之间被中国鸦片烟鬼们抽掉了，而鸦片烟毒害中国人民、社会与国家之惨烈与不仁，也是今日中国人应当清醒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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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如何拯救中国：内外道路及其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