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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如何拯救中国：内外道路及其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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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衰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人民的习惯来终止，或者是否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工业与财富的资源来取代消费鸦片造成的亏空，或者这两条途径能否都使用，是值得所有希望鼓励和促进西方国家人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商务关系的人认真考虑的。要是做到第一点，即改变人民习惯的话，在我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人民中间创造出更好的道德感，这样才能切实削减他们吸食鸦片的胃口和热情。要做到第二点的话，唯一的途径是教育统治阶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开辟新资源可以得到的益处，然后通过他们的影响来引导自己的人民去完成系统化开发现在正埋在地下的大批矿藏和其他资源的任务，或者允许外国人去替他们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让这个国家和人民重新和平地获得活力的唯一途径。【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中国如果仿照欧美模式开展工业化的前景，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长远看这一欧美工业化愿景在1871年的中国还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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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众的教育必须主要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努力和影响来完成，中国官员也必须接受聪明、谨慎和精力充沛的外国政府通过他们驻扎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来进行的教育。这些外交代表们的影响一定要能够开化官员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样的话中央政府的公平合理的谕旨和命令才能够具有更多的力量和权威，而且和现在的情况相比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本段解评：镂氏这里流露出了要从欧美的角度通过欧美的力量来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景，认为这种改造一来要依靠传教士，二来要依靠欧美驻华公使。这两股力量，均与1870年夏爆发的天津教案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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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途径比上两种法子都更为直接，但不见得更为有效，那就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行手段”（“popular course”）的武力（force）。这是驻扎在这里的大部分外国代表们认为的唯一可靠和快速的用来“打开”（opening up）中国的工具。商人们认为为了获取新的工业资源和渠道，付诸武力是必要的，而一大批的传教士也喜欢武力，因为通过武力手段他们的任务或许相对于缓慢又费时耗力的道德说教要变得容易一些。从传教士们的一边来客观地看，他们的思考模式让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给当地人民带来最好的结果而发动的战争是道德和仁义的。他们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lness thereof”） 【出自基督教《圣经·诗篇》24:1】；相信他们是万能的神（the Almighty）手中的代理人，去实现异教徒的基督教化和重生；相信他们的工作进展得越快，对中国人和世界就越好；相信为了打碎轻视、轻蔑和迷信的障碍，使用武力是绝对必要的；相信通过军队来使当地臣服只是为了实现主（the Master）的伟大事业而做的一点名正言顺的补充手段。驳斥这样一种理论的各种说法已经非常明显了，不需多费笔墨去重复。【本段解评：镂氏在这里解析了在华传教士和欧美列强在对华使用武力方面的共识，但指出了传教士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武力的运用，与世俗商人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虽然19世纪欧美传教士是随着本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返回中国的，但大部分传教士侧重于深入中国社会传教或者投身教育、卫生等事业，例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样的，并没有像镂氏所言的那样积极鼓吹要对中国人民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严重破坏他们传教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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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改造的工作，一定意味着要求其他国家付出很多年的耐心，也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耐心的劳动和努力，但那些时间、忍耐和劳动将水到渠成地完成改造的使命。相信使用武力理论的人则根据事实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恰是通过几年前使用的武力才能现在生活在中国，在他们看来将来也唯有武力一途才能打破那些横在前进之路上的漠视与怀疑的藩篱。几乎没有必要说，我对这种理论整体上都是不赞成的。若抛却正义和道德勿论，并且把事情简化为一个仅仅有关政策和权宜之计的问题，我看到在通过武力—仅仅是武力—确保永久进步这条路上会有如许多的障碍，乃至于让我对于考虑是否通过武力来获得更多的特许权而徘徊良久（图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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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 美国杂志《评判》于1900年12月8日发表的题为《必须得有人站出来断后》（Someone Must Back Up）的讽刺漫画，描绘了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狭路相逢的局面。画的右边是身上写着“中国”的一条巨龙怪兽，骑着这条巨龙的是一个身上写着“义和团员”的人，右手举着沾满鲜血的大刀，左手擎着一面写着“4亿野蛮人”的旗子（当时中国人口约4亿）；迎面前来对付中国人的是开着一辆炮车的山姆大叔，车后写着“文明和贸易机动车”，车身上装饰着“进步”，山姆大叔一手操着标着“暴力之必须”的一挺快炮，一手示意让中国人停下，而身后的车里装着机械、桥梁、棉布、音乐、干货和教育等等，表示前来中国贩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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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抵挡衰败，我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会持续下去以便改善中的教育影响力将可以完成重振中国一事，也没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中央政府的迟滞和犹豫不决将会耗尽其他国家的耐心，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条约权利的违背以及外国商人阶层要求额外特许权的压力，将迟早引发一种断裂，进而以一场对外战争收场。【本段解评：镂氏对当时中外局势的观察，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如他所预言的那样，此后20年间中外关系总体上日益恶化，外国银行以中国关税为担保的各种大小对华贷款接踵而来，中国国内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和外国人的攻击也频频发生，中日甲午战后又出现了各国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而康梁一派试图以温和手段推进社会改革的戊戌变法也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内忧外患、人祸天灾，最终导致了中国国内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即义和团事件，“扶清灭洋”一时汹涌澎湃，八国随即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并占领北京，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及处决和贬谪一干官员悲惨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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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不应忽视中国文明：西方应该如何对待孱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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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未来的机会和计算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一些欧洲国家的制造业的运转有一部分是依靠维护和促进印度和中国的制造业市场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试图缓解他们正在遭受痛苦的生产者们，将会采取一条旨在促进贸易的路，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去这样尝试。令人高兴的是，美国考虑采取的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政策里，都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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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横亘在维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的路上的其他各种困难以外，当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races）和文明（civilizations）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无法遏制的冲突”（irrepressible conflict）。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战争以及美国人民有关非洲奴隶制度的经历，都是这一事实的令人倍感痛苦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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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国人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才智和中国文明的价值。将中国人与印第安人或者黑人相比，或者把他们与印度和南洋群岛的居民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比现在绝大部分异教国家的人都要优秀，这表现在智力水平、工业以及行政能力上。虽然他们的教育是有缺点的，而且对于一个文明开化时代中的实用目的而言实在是无用的，但是他们掌握复杂学习的能力表现出了一种比其他人都要优越的获取知识的才能。中国商人在所有贸易领域内都在同外国人成功地进行竞争，而且就目前而言占据着有利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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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勤劳、朴素和能吃苦的，满足于仅够维持生计的最为廉价的所得，安分守己和热爱秩序。他们的隔离状态连同对所有有关现代科学的漠视一起，加剧了他们的迷信。他们相信皇帝是天下所有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事务的领袖，这导致他们不信任新的发明或者变革的愿景。绝大部分人民从来没有见到过外国人，他们被告诉说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种类，这些外国人残忍、冷酷、贪婪，敢做任何暴行，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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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并不能用来证明对外国人的指控中很多都是虚假的。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外国人很少能够分得清楚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和野蛮状态（barbarism）。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低一等的民族（an inferior race），当外国获取利益受阻的时候，或当他们挡在被我们高兴地称为我们的“高级文明”（our “superior civilization”）前进之路上的时候，那他们的权利、权益或成见极易被忽略不计。这些正在中国发生作用的同样的影响力，曾经产出过一个出自一名美国最高大法官之口的多少出了名的言论，这个言论本质上是这样说的，虽然没有在纸上写下来：“黑人没有白种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A negro has no rights that a white man is bound to respect.”）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明显得到了美国很小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大部分人的批准。居住在中国这里的外国人，也十分倾向于通过行动而非语言来表明这样一种主义：“中国人没有白种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A Chinaman has no rights that a white man is bound to respect.”）【本段解评：镂氏在此的批评十分激烈和深刻，可以看到他批判欧美很多人所持有的文明等级论的立场。所谓黑人（黑人奴隶）不能享有白人权利的说法，出自1857年3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就当时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做出判决时候的长篇陈词，斯科特是一名从北方自由州回到蓄奴州密苏里州后要求法庭判给他自由之身的黑人奴隶，但托尼法官最后判决他在回到蓄奴州之后不得自由，并延伸判决黑人不能获得美国公民权；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2通过判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判决。镂氏说的“很小的一部分人”就是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所有这一切都在美国内战中和内战后随着《废奴宣言》而变为历史，尽管实际生活中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此后也存在了好长时间，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根本解决（图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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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 1863年3月一名叫戈登（Gordon）的黑奴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园逃跑到了位于该州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附近的北方军军营，获得了自由。这张由北方随军摄影师拍摄的他被奴隶主鞭打结痂的后背的照片，显示了他所遭受的非人的虐待，立即成为当时废奴主义者们极好的宣传材料。戈登被称为“被鞭打的彼得”（WhippedPeter），很快加入北方军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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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朝廷是软弱无力的，足以被条约国诸列强（treaty powers）的一次联合行动推翻，甚至能被任何一个一流的强国（the first-class powers）所推翻。如果现在的政府被推翻了，然后怎样呢？谁将取而代之呢？我猜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想征服中国把它变成一个附属国（a dependency），而这样一种企图也不会被其他的条约国所接受的。在西方各国间瓜分（divide and parcel out）中国领土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有的国家—大概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将会迟疑是否接受中国的土地，也会起来严肃反对其他国家的这种阴谋。因此，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明白无碍的：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China must be governed by the Chinese）。【本段解评：镂氏看到了清政府极度软弱不堪，深刻地观察到条约各国的一次联合行动就足以将其推翻，实际上也为他所言中，29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逃至西安。辛丑以后，清朝虽然再图改革，然国力颓丧，举步维艰，十年之后即告覆灭。镂氏认为各国不能瓜分中国，则是高估了列强们的道德标准，而他却也准确预言了自己的祖国美国这样的国家站起来反对瓜分中国的可能性，十几年后中国的瓜分狂潮印证了这一点：英法俄日纷纷投入瓜分之中，刚刚从西班牙手中抢夺到菲律宾的美国抛出了在华各国应该彼此之间互相开放门户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不久之后，美国也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加了出兵北京的行动，是八国联军中的主力部队之一。镂氏提出“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思想；这一概念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苏联领导人列宁所提倡，逐渐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几大原则之一（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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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 美国纽约杂志《顽童》于1898年1月26日发表的封面时事讽刺漫画，题为《一个未曾预见到的紧急情况》（An Unforeseen Emergency）。背景中英、德、日、法的军舰正浩浩荡荡地朝中国驶来，前景中刻画了两个中国人物，即坐在宝座上的清朝皇帝和鞠躬的大臣李鸿章。皇帝问：“我最聪明的顾问，告诉我孔夫子就现在这种情况是如何教诲我们的？”李鸿章答：“陛下，夫子已是过眼云烟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世间会有如此这般堂而皇之地大逞蛮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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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知识阶层中能够找到一些未入仕途的人，心胸宽广、思想活跃并有信心，要是有机会提供给他们的话会比现在在任的官员们做得更好，那么外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中国将来的福祉就会通过推翻现在这个软弱的王朝，来扶持这样一个新生的政府。然而，就现在我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什么人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能做得和现任官员们一样好。现在位居政府要职的人，至少已经有了十年同外国外交代表直接交涉的阅历，在这期间他们已经学到了很多，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通过与这批人而不是这个帝国里的其他人保持友善关系来确保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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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一直进步得很慢，这种进步是如此之少，乃至于在我们不耐烦的时候，不免觉得他们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完成那些祝福这个政府和人民的人如此想达到的目标。但是，当我们静下来考虑一下这些官员们的情况时，他们的困难和窘迫看上去就要求其他国家给予更多的善意和忍耐了，因为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外国政府提出来的可能或者不可能的特权要求，有时候这种要求是恶毒的，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漠视、迷信和自大的国家，而这些方面不仅阻止了向前进步，而且可能会将过去的努力化为乌有。身处事外的人民不能看到或者理解这些困难，这就在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面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又不公的批评，也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高官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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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所有这里详细描述了的问题，我认为外国在同中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追求一种公正而坚决的方法，同时准备要付出耐心和忍让。他们可以坚持要求中国遵守兑现条约的规定，而且当帝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履行职责的时候，要准备好为其在华公民和臣民提供保护。当满怀气势和坚决去付诸行动的时候，不必考虑恶毒的手段，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旨在促进社会和商务交流，只要中国政府能尽快恢复运作；而且这种促进应该是安全的和互惠的。如果和平状态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才是推行改革的精明和踏实可靠的路子。相反，如果和平关系被打断，且这个政府的统治被对外战争动摇了的话，像之前所说的那样进行的官员们的教育就会使他们去接受新事物和剧烈变革并从中获益，而这些新的东西都是通过武力强行压到他们头上的。【本段解评：镂氏在此做出了一种宏观的政策建议，美国政府要准备保护在华美国公民，这一点正如1900年美军出兵北京去解救被义和团民围攻的美国使馆人员一样，同时他也指出了最好的路数是保持同中国政府的和平关系，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改革，外国强制中国推行改革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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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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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做留学签证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我去美国是要继续研究中国历史，问我为什么，我就把镂斐迪的报告的一句话改了改后告诉她说：不同视角会有不同的叙述。她说，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这位面试官应该并不晓得一百多年前的驻华公使镂斐迪以及他在寒冬的北京写就的长篇中国国情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