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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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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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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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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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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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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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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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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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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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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原驻苏联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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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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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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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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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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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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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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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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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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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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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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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2]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或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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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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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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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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