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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跨度为1917～1991年，涵盖了中苏之间74年交往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在迄今国内外的同类学术著作中即使不算仅有，也是很少见到的。把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放在历史长程中去观察，感觉和收获会是不同的。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但此后中苏关系从结盟到蜜月，从合作到分歧，从破裂到冲突，一直都是两党的关系主导一切。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双方才逐步认识到国际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国家关系应该是主线。所谓“正常化”，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对结构安排也有考虑，即前32年只写一篇，而后42年写了三篇，这种架构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并突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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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几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均无专门研究。不过，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对兄弟，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升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建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国家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状况和中美苏三角态势作为三个基本要素，这在同行的研究中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再如对中苏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试图突破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主要理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在结构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其表现是党际关系指导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权和平等受制于“国际主义”等。在冷战的环境下，这种结构就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脆弱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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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讲的加强中苏经济关系研究，绍雷提出的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后果，陈兼所说的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中苏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等，本书都未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应有内容。无奈，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几位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触及的，非我辈不努力，实乃力所不及。或许，以后增订再版还有机会，而我更希望有后来者跟上，把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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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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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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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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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1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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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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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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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中最早真正向俄国人求助的，是孙中山。由于高唱“以俄为师”，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并且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把它的国民革命从南到北推进到了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省份。蒋介石继承下来的国民党虽然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但是，国民党曾经依赖于苏联的帮助，并且受到过俄式革命的激进影响，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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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坚定地在中国推行俄国经验和俄国逻辑的革命党。在莫斯科直接指挥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苏联的种种帮助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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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共，它们在和苏联的关系上都历经曲折。但也正是这重重曲折，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的历史，并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回味和思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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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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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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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日益严重地陷于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斯。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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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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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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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1]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于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声称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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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3]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发生了。面对近邻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孰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4]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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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开始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抱以某种期望，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孙中山并且致电列宁，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极大的敬意。[5]到7月6日，改良派主办的《晨钟报》，也开始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了。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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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奥匈帝国，到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拔地而起，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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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人，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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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这种状况有过一番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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