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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日益严重地陷于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斯。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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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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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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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1]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于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声称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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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3]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发生了。面对近邻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孰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4]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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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开始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抱以某种期望，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孙中山并且致电列宁，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极大的敬意。[5]到7月6日，改良派主办的《晨钟报》，也开始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了。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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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奥匈帝国，到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拔地而起，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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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人，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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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这种状况有过一番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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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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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与压迫。推翻清朝统治，包括建立共和，都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恰恰相反，日渐兴起的军阀割据和争权夺利的内讧与战争，进一步使中国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北京政府，更不得不依赖于列强而谋生存。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则抓紧机会向中国下手。它不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的胶东半岛，而且接连逼迫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秘密条约，试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政府不断攫取中国权益的严酷现实，众多知识分子在无法指望北京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指望欧美列强出来主持公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终取得战胜国资格，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高唱民族自决，自然深得国人的欢心。于是乎，“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间充斥于报纸杂志之中。当在美国总统主导下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正式召开之际，充满了美国人必定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幻想的中国众多报刊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甚至齐集巴黎，静候和会公正裁判逼日本将胶东半岛交还给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喜讯。然而，大大出乎国人意料的是，基于列强妥协的需要，即使是威尔逊本人，也不能不在和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这一要求的支持，听任日本继续霸占中国的胶东半岛。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众多知识精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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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泛滥起来的，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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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而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是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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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做法，但中国各界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2]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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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Voit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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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就任命维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则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13]据此，维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宣传刊物。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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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14]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鉴于陈独秀等全盘接受了俄国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主张，许多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退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许多赞同革命，但反对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与陈独秀等分道扬镳。即使激进如青年毛泽东者，这时在解释他下决心做出这一选择时也明确讲：走俄国人的路，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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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拟定发布了明确标志中国共产党俄国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与各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6]当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正式发行。该刊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称：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17]紧接着，1921年3月，中共召开会议，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正式分手。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决定按照俄国革命办法推进中国革命的中共党员，推举了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中共革命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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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四大部分代表合影，中间就座的有陈独秀、拉狄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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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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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试图以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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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18日，俄共（布）中央电告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并为此成立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4月6日，俄共（布）远东局以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布了所谓“独立宣言”，宣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重要使命，就是要设法使日本从俄国远东地区撤出其武装干涉的军队。为此，它必须同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要恢复通商贸易，而且要解决各种悬案，争取同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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