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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泛滥起来的，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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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而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是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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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做法，但中国各界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2]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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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Voit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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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就任命维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则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13]据此，维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宣传刊物。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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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14]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鉴于陈独秀等全盘接受了俄国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主张，许多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退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许多赞同革命，但反对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与陈独秀等分道扬镳。即使激进如青年毛泽东者，这时在解释他下决心做出这一选择时也明确讲：走俄国人的路，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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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拟定发布了明确标志中国共产党俄国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与各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6]当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正式发行。该刊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称：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17]紧接着，1921年3月，中共召开会议，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正式分手。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决定按照俄国革命办法推进中国革命的中共党员，推举了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中共革命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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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四大部分代表合影，中间就座的有陈独秀、拉狄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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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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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试图以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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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18日，俄共（布）中央电告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并为此成立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4月6日，俄共（布）远东局以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布了所谓“独立宣言”，宣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重要使命，就是要设法使日本从俄国远东地区撤出其武装干涉的军队。为此，它必须同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要恢复通商贸易，而且要解决各种悬案，争取同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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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使华全权代表，组团来华。6月10日，优林一行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12日以远东共和国全权代表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要求发给入境签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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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从沙皇俄国的崩溃和列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是得到了好处的。和其他列强一样，俄国在中国也拥有特殊权益。其中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者有三，一是租界，二是中东铁路，三是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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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租界不多，主要是在汉口、天津和哈尔滨三市。俄国十月革命后，乘着在华俄人新旧两派对立冲突，及旧俄使领地位逐渐被取消，三地租界到1920年，都先后被中国当局接管了，俄国人的治外法权也相应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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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港，同年投资兴建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经中国黑龙江的满洲里及绥芬河，直通辽宁大连、旅顺的铁路，此即所谓中东铁路。后因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俄国管辖下的中东铁路只剩下长春以北的路线及其沿路附属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东北当局也乘中东路俄人中新旧两派冲突之机，接管了铁路守备权和铁路沿线属地的行政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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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依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界约（又称恰克图界约）规定，属中国主权范围。但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1月30日宣告独立，成立了“大蒙古国”。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定》，两天后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改行自治，中国不得向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和进行移民，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亲华、亲俄两派发生纷争，中国北京政府乘机下令废除了《恰克图协定》，派兵进驻库伦，取消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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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利益的取得，都得益于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一方，故得到了协约国驻华公使团的支持或默认，因此，北京政府必须仰公使团之鼻息，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时候，各国都还没有公开承认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日本驻华公使，连同法国公使等，都对优林北京之行深为戒惧，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皖系段祺瑞掌权的北京政府原本就不稳固，又恰处直皖战争前夕，它自然只能按照公使团的意旨加以拒绝。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唯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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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亲英美的直系推翻了亲日本的皖系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故新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准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入境并来北京。于是7月26日，优林转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8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批准发给优林一行来京签证。8日，优林一行自恰克图乘汽车起程，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于26日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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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因为身为协约国一员，支持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北京政府一直继续承认旧俄驻华使领的地位。这个时候，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已告失败，各国政策松动，就连日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新上台的直系北京政府当然对继续维持旧俄驻华使领地位不感兴趣了。它先是在7月间停付了旧俄公使赖以继续存在的俄国庚款。9月23日则进一步发布大总统令和外交部电，通令各省长官，不再承认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中东铁路用地，以及俄侨犯罪或诉讼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21]这一行动显示新的北京政府已经断绝了与旧俄的关系，做好了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乃至与苏俄代表接触和谈判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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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协约国均未承认远东共和国，故北京政府对与优林交涉的态度也仍旧是十分谨慎的。外交部严格限制了与优林谈判的范围和级别，明确提出具体商谈内容可以西伯利亚一向虐待华侨各案为主，“表面上以商务为范围，实际上则中俄有边境特别关系，不能不兼及政治问题，如以前劳农政府宣言内所许我国一切利益，不妨互换意见，以为日后俄正式政府成立一谈判之根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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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林来京之后即公开宣告：“凡俄国在华（概言之在全远东）之利益，莫斯科政府均将其委托于敝政府手中”，故“鄙人此行是以取消前日一切帝国条约，而另行依据公平之道，与贵国订立新条约”为目的的。[23]基于这样一种目的，优林坚持要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进行会晤和商谈，但这不仅超出了北京政府原有的意图，也引起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反对，故优林到京将近两月时间，都无法与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正式商谈。一直拖到11月30日，优林做出让步后，才得以与外交部委派的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开始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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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第一次商谈就没有能够取得进展。优林要谈废除帝俄时代中俄间数十种不平等条约及协定和双方建立邦交、设立领事馆问题，刘镜人要求优林承诺在中国领土范围内不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同时赔偿华侨因俄国革命和遭受虐待所受损失。优林要求中国方面将进入中国东北中东铁路区域内的俄国1.3万白卫军全部遣送赤塔，中方则以筹车困难和白卫军一旦被逼潜逃，徒增中方无谓之困难为由婉拒。优林随即亦对中方所提华侨被迫害问题提出种种质疑，要求指明人名、地点、时间，且向中方提出了在华俄侨所受迫害问题。谈判至此宣告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