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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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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试图以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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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18日，俄共（布）中央电告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并为此成立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4月6日，俄共（布）远东局以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布了所谓“独立宣言”，宣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重要使命，就是要设法使日本从俄国远东地区撤出其武装干涉的军队。为此，它必须同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要恢复通商贸易，而且要解决各种悬案，争取同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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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使华全权代表，组团来华。6月10日，优林一行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12日以远东共和国全权代表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要求发给入境签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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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从沙皇俄国的崩溃和列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是得到了好处的。和其他列强一样，俄国在中国也拥有特殊权益。其中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者有三，一是租界，二是中东铁路，三是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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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租界不多，主要是在汉口、天津和哈尔滨三市。俄国十月革命后，乘着在华俄人新旧两派对立冲突，及旧俄使领地位逐渐被取消，三地租界到1920年，都先后被中国当局接管了，俄国人的治外法权也相应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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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港，同年投资兴建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经中国黑龙江的满洲里及绥芬河，直通辽宁大连、旅顺的铁路，此即所谓中东铁路。后因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俄国管辖下的中东铁路只剩下长春以北的路线及其沿路附属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东北当局也乘中东路俄人中新旧两派冲突之机，接管了铁路守备权和铁路沿线属地的行政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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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依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界约（又称恰克图界约）规定，属中国主权范围。但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1月30日宣告独立，成立了“大蒙古国”。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定》，两天后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改行自治，中国不得向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和进行移民，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亲华、亲俄两派发生纷争，中国北京政府乘机下令废除了《恰克图协定》，派兵进驻库伦，取消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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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利益的取得，都得益于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一方，故得到了协约国驻华公使团的支持或默认，因此，北京政府必须仰公使团之鼻息，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时候，各国都还没有公开承认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日本驻华公使，连同法国公使等，都对优林北京之行深为戒惧，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皖系段祺瑞掌权的北京政府原本就不稳固，又恰处直皖战争前夕，它自然只能按照公使团的意旨加以拒绝。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唯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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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亲英美的直系推翻了亲日本的皖系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故新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准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入境并来北京。于是7月26日，优林转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8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批准发给优林一行来京签证。8日，优林一行自恰克图乘汽车起程，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于26日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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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因为身为协约国一员，支持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北京政府一直继续承认旧俄驻华使领的地位。这个时候，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已告失败，各国政策松动，就连日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新上台的直系北京政府当然对继续维持旧俄驻华使领地位不感兴趣了。它先是在7月间停付了旧俄公使赖以继续存在的俄国庚款。9月23日则进一步发布大总统令和外交部电，通令各省长官，不再承认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中东铁路用地，以及俄侨犯罪或诉讼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21]这一行动显示新的北京政府已经断绝了与旧俄的关系，做好了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乃至与苏俄代表接触和谈判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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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协约国均未承认远东共和国，故北京政府对与优林交涉的态度也仍旧是十分谨慎的。外交部严格限制了与优林谈判的范围和级别，明确提出具体商谈内容可以西伯利亚一向虐待华侨各案为主，“表面上以商务为范围，实际上则中俄有边境特别关系，不能不兼及政治问题，如以前劳农政府宣言内所许我国一切利益，不妨互换意见，以为日后俄正式政府成立一谈判之根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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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林来京之后即公开宣告：“凡俄国在华（概言之在全远东）之利益，莫斯科政府均将其委托于敝政府手中”，故“鄙人此行是以取消前日一切帝国条约，而另行依据公平之道，与贵国订立新条约”为目的的。[23]基于这样一种目的，优林坚持要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进行会晤和商谈，但这不仅超出了北京政府原有的意图，也引起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反对，故优林到京将近两月时间，都无法与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正式商谈。一直拖到11月30日，优林做出让步后，才得以与外交部委派的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开始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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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第一次商谈就没有能够取得进展。优林要谈废除帝俄时代中俄间数十种不平等条约及协定和双方建立邦交、设立领事馆问题，刘镜人要求优林承诺在中国领土范围内不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同时赔偿华侨因俄国革命和遭受虐待所受损失。优林要求中国方面将进入中国东北中东铁路区域内的俄国1.3万白卫军全部遣送赤塔，中方则以筹车困难和白卫军一旦被逼潜逃，徒增中方无谓之困难为由婉拒。优林随即亦对中方所提华侨被迫害问题提出种种质疑，要求指明人名、地点、时间，且向中方提出了在华俄侨所受迫害问题。谈判至此宣告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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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远东共和国这时对华外交姿态很低，而东北地方当局急谋解决经贸问题，故与远东共和国政府围绕着一些具体事务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商谈。如1921年1月9日，东北当局与该国代表就议订了《中东铁路与俄国贝加尔路临时交通办法》。3月7日，双方又续签《中华民国黑龙江省与远东共和国开通边界条件》12条和《会订东赤两路开通车辆条件》13条。远东共和国还得以在哈尔滨设立了代表处，委任了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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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优林再函颜惠庆，促请再开谈判，并提出附件，再度声明“前俄帝国在中东铁路所享之约权，均由远东共和国接收”；同时则称：涉及中国与旧俄关系的约权改变，“应由远东共和国、劳农俄国及中华民国三方面，共同研究修正，以适合互助之原则。”[24]随后，北京政府更意外得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声明，否认优林有代表劳农共和国之资格。苏俄两政府之间的这一不相协调，反而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一下子有了与优林商谈，以求得日后与苏俄政府谈判资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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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开承认优林一行为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并很快同意与之商议两国通商问题。5月13日，颜惠庆总长亲自与优林进行会谈，双方具体讨论了通商草约和中东铁路问题。几天后，优林回国出任外交部长，北京政府外交部则任命了驻远东共和国代表，以加强两国联系。然而，这一交涉契机，却因突发外蒙古问题而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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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间，因不满外蒙古取消自治，一直在干涉苏俄的日本军部策动沙俄旧部谢苗诺夫，并提供军械和顾问，令其攻略外蒙古。谢苗诺夫随即派属下恩琴率部队进袭库伦，恩琴部最终在1921年2月攻陷了库伦，赶走了中国驻军。与此同时，在俄国共产党扶持下成立的蒙古人民党也武装起来，参加到驱逐中国军队的作战中，并且在3月19日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即邀请苏俄红军入蒙参战。苏俄政府早在1919年7月就发表宣言，承认“蒙古是一个自由国家”，反对外国干涉蒙古内政，故得此邀请后，苏俄红军马上联合远东共和国军队开入外蒙古帮助“剿匪”。7月6日，苏军攻占了库伦，12日，帮助蒙古人民党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该政府更宣布成立蒙古独立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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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放弃对外蒙古拥有主权，故远东共和国参与到此一行动之中，显然为双方的进一步商谈设置了障碍。1921年7月，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身份再度来华，试图全面解决通商、合办中东铁路和关于外蒙古三大问题，一直谈到10月，未能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方面反复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而得到的只是优林的口头承诺，即“远东政府承认中国对于蒙古之主权，并可撤去现在蒙古之俄国军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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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底，直奉两派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开始交恶，北京政府与远东共和国的接触再告中断。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取得胜利，日本干涉军也于1922年10月25日全部撤出苏俄远东地区，远东共和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人民会议宣布撤销远东共和国，归并于苏俄。自此，远东共和国的一切外交机关和组织亦告撤销，所有与中国政府商谈的问题，全部由苏俄外交代表接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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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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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涉，开始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该宣言签署于1920年9月27日，直接即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照会重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宣言所阐明的各项原则，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等，但与前一宣言不同的是，新的宣言要求另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27]北京政府对苏俄此一照会在1921年2月5日做出了答复，但并不愿意马上开始与苏俄政府就相互承认问题进行谈判，同样只同意苏俄派代表来谈商务问题。经过反复交涉，直到12月12日，苏俄政府商务代表团团长裴克斯一行才最终来到了北京。四天后，颜惠庆与裴克斯进行了首次会晤。双方随后虽未正式开始谈判，却已接连数度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交涉，中方再三说明了苏俄红军必须退出并交还库伦的要求。事实上，苏俄政府已于此前的11月5日与它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在事实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北京政府听闻此讯极为不满，裴克斯却再三声明：“俄之对蒙，绝无侵略之意”，“俟蒙境对于俄国之危险组织完全消灭，俄军自当完全撤退。”包括“中国在中东路一带之主权，苏维埃政府（亦）完全承认之，故谈判开幕以后，俄国将竭力使问题圆满解决，以保路区以内俄国工人之利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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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俄交涉之际，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同时直奉战事将起，北京政府对同裴克斯的谈判自然无法认真对待，对解决蒙事亦无法十分用心。一直拖到1922年4月，北京政府才证实苏俄确与外蒙古签订有修好条约，遂不得不向苏俄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这时因为直奉之战奉系战败，退回关外，张作霖身为蒙疆经略使，这时又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独占着长城以外的东北、热河、绥远和察哈尔，公开声言满蒙问题须由奉天主持，拒绝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出面来与苏俄交涉满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裴克斯又坚持非举行中蒙会议，苏俄不能撤兵，致使双方几无商谈之可能，其外交使命自然无法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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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29日，苏俄外交人员委员部再函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提出将派曾负责布列斯特对德和约谈判的著名外交家越飞为驻北京全权代表。8月12日，越飞一行抵达北京，三天后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谈。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明告越飞：“贵国方面如能迅予办理”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和归还中东铁路一切权益事宜，“则为中俄间亲善之最好机会，且其他各问题亦必易于解决也。”但是，越飞得到的指示是：对于蒙古问题，可以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以获得某些特权。[29]因此，越飞对中方的要求是，中东铁路主权可归还中国，但该路系由俄国出资建造，俄方只能同意中方拥有部分管理权。俄方不同意中方单方面废除中俄蒙三方签订的《恰克图协定》，外蒙古应恢复自治地位，在中方能够确保外蒙古地区不会被沙俄旧部利用来攻击苏俄的情况下，苏俄红军即可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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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方一时无法接受越飞的要求，交涉很快搁浅。不久，越飞告病，尽管中方再三提议尽快就驻蒙俄军撤离问题展开谈判，但直到1923年7月越飞最终奉调回国，双方也未能展开正式交涉，只是由苏俄代理代表达夫谦与中方新任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的王正廷进行过几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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