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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24年2月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改善，国内除少数人认为北京政府的态度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必要之举外，舆论多持批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甚至为此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对苏联“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部分学生甚至还为此上街游行示威，以示对北京政府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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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压力，北京政府2月中旬被迫接受加拉罕的提议，即先相互承认，再开中苏会议解决两国间各悬案，但要求先行议定“大纲协定”。对此，加拉罕表示同意。据此，双方正式开始了谈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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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派出谈判的全权代表是负责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督办王正廷。王正廷首先提出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随后加拉罕对王案进行修改补充，提出了修正案。到3月1日，双方意见已渐趋接近。关于中东路问题，议定由中国赎回自办，苏方索价7000万元，中方估价3000万强；接收后铁路管理层，苏方承认中方主权，双方共管，全路21个区长，15个副区长，俄人完全保持地位，局长为俄人，有实权，督办为华人，有监督权；中方主张中俄各半；接收外蒙古问题，苏方主张外蒙古问题由中蒙商量解决，苏方尊重，在中国政府能担保外蒙地方不再容留俄国白党，苏军可以无条件撤退；中方要求废除苏蒙协定，并不承认有容留白党谋乱之事，承认接收后自会竭力维持外蒙古秩序。[31]双方约定，协定签字，中国即承认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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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王正廷、加拉罕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附件7种。次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审议王正廷、加拉罕草签之各项文件时，遭到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的反对。顾认为对协定草案规定废除沙俄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列强签署的一切有关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提到废除苏俄与外蒙古“独立”政府所签条约，等于“默认了苏俄与外蒙古的条约”；草案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联军队将立即从外蒙古撤军，给人印象“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草案规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亦即包括废除《辛丑条约》，却又规定要由苏联来决定庚子赔款的用途，苏联等于没有放弃庚子赔款。顾对草案规定在中国的东正教会产业必须交苏联政府，对有关中东路赎价等内容也持有异议。[32]国务会议因此要求王正廷再促加拉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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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的态度反复，引起了加拉罕的强烈不满，双方几度交涉无效，谈判遂告破裂。而由此引发的国内各种批评之声，一时甚嚣尘上，教授、学生，包括各省军人，亦纷纷公开发出抗议之声。迫于这一巨大压力，北京政府外交部3月底不得不由顾维钧亲自约见加拉罕，重启中苏谈判。在10天之内，双方谈判20次，最终取得了加拉罕在庚款使用和取消在华特权问题上的部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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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外交部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文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附件8种。大纲规定：协定签字后两国即恢复使领关系，并在一个月内举行中苏会议，迅速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中国与帝俄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等概行废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所有关系国家及地方主权之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方并有权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中东铁路由双方共管，理事会及监事会由两国各选派理事五人组成，理事长即督办和监事会长为华人；局长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以下处长一华一俄，平衡任用；苏联政府放弃前俄国政府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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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之日，亦即中苏两国宣告正式相互承认和建交之时。然而，由于各国公使团的干涉，北京政府一时竟不敢接受苏联互派大使的意见，反复劝说苏联如同其他列强一样与中国只互派公使，直到7月中旬这些问题才渐次得到解决。31日，加拉罕作为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向中华民国大总统递交了国书。而对移交旧俄公使馆给苏联政府的问题，也受到负责看管旧俄公使馆的北京公使团的抵制，反复交涉无效，直至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强烈不满，经由美国公使调停，到9月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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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宣布“自治”，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甚至指其为丧权辱国，考虑到中东铁路等事宜必须取得张作霖的认可，加拉罕不得不再派代表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进行局部交涉。双方最终在9月20日达成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规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由奉苏会商解决，苏联这才实现了接管中东铁路的目的。该协定达成后虽遭到直系北京政府的抗议，但当月就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再度受到奉系控制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即于1925年3月宣布核准追认“奉俄协定”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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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二条所规定的“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例各条之规定，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也因种种情况而未能顺利召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奉系入关，受到奉系支持的段祺瑞再度出山，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苏联政府因为已经达到了与中国建交的外交目的，这时又看好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认为他们才是最可靠的联合对象，因而也不急于同北京政府举行中苏会议，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直到1925年8月26日，双方才开始举行会议。但加拉罕很快即回国述职，直到12月1日返华后，会议才正式进行。如此断断续续了一年时间，双方一直争执不下，谈不出结果。1926年7月国民党广州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直系北京政府与援助广州政府的苏联日渐交恶，加拉罕9月离任回国，中苏会议也因此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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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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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俄政府开始与中国北京政府谋求外交接触和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几乎同时，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也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起掀起反帝运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力量。莫斯科把推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是基于其革命阶段性的理论，即相信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一位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其革命的主要动力，还不可能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工人阶级，而只能是受到外国资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莫斯科在广泛接触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后，逐渐把这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并且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争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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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同盟会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方向，并以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虽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连续依靠其个人的威望推动或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革命等，其革命的过程却总是屡起屡仆，受尽磨难。为了增强其革命成功的把握，特别是阻遏列强政府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孙中山也通过各种办法试图取得日本、美国等国的帮助，结果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以革命为号召，并且通过革命取得了成功的苏俄政府的诞生，不仅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而且也促使孙转而向苏联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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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结合，开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来中国的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都先后会见过孙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34]派刘江专程回国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他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35]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很快被派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36]而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再一次遭遇失败退回上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来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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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时指望“依赖”苏联援助的是一项结合“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的宏大工程。很显然，俄共（布）中央十分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同意帮助还从没有自己军队的孙中山，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向孙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38]当然，对于这支军队，莫斯科暂时还只能提供8000支日式步枪和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及其相关的军事物资和教练人员。[39]为了组建这支新的军队，孙中山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军事干部蒋介石，组成代表团，于8月中旬动身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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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在蒋介石具体汇报了国民党人的具体设想和实际的要求后，很快就被苏联军方否定了。这是因为孙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而对乌鲁木齐，苏联政府固然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但是孙中山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是建立在先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军队，然后再打回中国境内，占领乌鲁木齐的基础上的。这显然也是苏联军方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苏联方面最终同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在莫斯科和广州同时训练军事干部。尤其是鉴于广州这时已经夺回，莫斯科相信可以派遣专家和从海上运送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军事学校来培养干部和组建军队。然而，俄国人给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建议却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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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此行没有达成他最为期待的目标，这使他对苏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不久就明确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41]但是，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很多启发，并坚定了他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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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的过程。如同苏联军事领导人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所提建议一样，鲍罗廷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建议孙中山要把政治工作，即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并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政党的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显然，孙中山很信服鲍罗廷的设想和主张，他不仅给了鲍罗廷以国民党组织员的头衔，授权他组织相关人员草拟各种必要的规范党的组织和使命的政策文件，而且开始依照苏联共产党人的经验，全面推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了。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开始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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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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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19日，6月29日，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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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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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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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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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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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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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19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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