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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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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盖利奥：《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转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249、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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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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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第278～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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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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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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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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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7～344、395～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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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T.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516～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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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演》，1927年4月6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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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转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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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352、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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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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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共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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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援助来开展自己的活动的。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等组织，分别向中共、中共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等，按月提供固定的经费。[1]这种经费支持，随着中共组织的壮大也不断增加，1921年一年提供党的活动经费仅在1.5万中国元左右，到1931年每月已超过1.5万美元；加上工会、团、农会、济难会所得到的经费，和因为各种会议、成立各种临时性组织，特别是为应付各种紧急事件或暴动等，所提供的专项经费，其数目之大，影响到这个时期中共对莫斯科依赖之重，可想而知。不过，在1930年以后，即随着中共红军渐成气候，苏区根据地逐渐扩大，中共中央对莫斯科在财政方面的依赖也在逐渐减少。[2]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全部撤出上海，退往江西苏区，这种财政援助也随之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在财政上被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进而会改变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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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改变还表现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换上。自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其中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取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绝交。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到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但是，在1930年以前，莫斯科指导下的中共革命几乎完全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策略，在经历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莫斯科调整了这一方针，中共革命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并且从群众暴动转向了军事斗争。如此一来，俄国人指导的权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按照俄国模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崛起，或可谓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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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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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人相继与共产党分裂，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中国的军队里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莫斯科显然没有放弃把它的人留在中国的努力。是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这个时候甚至成了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斯大林不承认他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他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3]因此，武汉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和平“分共”举措，共产党人就在加伦的建议下，齐集南昌，于8月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另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对抗。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月7日在汉口召集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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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一南昌暴动，到9月9日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从11月1日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俄国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广州暴动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暴动者的红旗，到处招摇过市，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4]结果，广州暴动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所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动者一起，被残酷杀害，甚至一度曝尸广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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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承认，这一绝交行动还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它驻北京的使馆和驻北方个别城市，如驻哈尔滨的领事馆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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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眼见南京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已指日可待，莫斯科很清楚，其对华政策的失败已显而易见。对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莫斯科一直坚持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人，政策从统战走向暴动，革命还是连遭重挫。特别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深受刺激，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从组织上来一番根本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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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莫斯科不惜花钱花力，运用各种办法，通过地下渠道，将他们选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所谓中共代表，从中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和东北边境地区，然后把他们分批偷渡到苏联，再送到莫斯科郊区，在苏联的领土上，召开了一次由苏联人亲自安排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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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在他们帮助指导下完成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全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会议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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