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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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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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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共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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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援助来开展自己的活动的。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等组织，分别向中共、中共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等，按月提供固定的经费。[1]这种经费支持，随着中共组织的壮大也不断增加，1921年一年提供党的活动经费仅在1.5万中国元左右，到1931年每月已超过1.5万美元；加上工会、团、农会、济难会所得到的经费，和因为各种会议、成立各种临时性组织，特别是为应付各种紧急事件或暴动等，所提供的专项经费，其数目之大，影响到这个时期中共对莫斯科依赖之重，可想而知。不过，在1930年以后，即随着中共红军渐成气候，苏区根据地逐渐扩大，中共中央对莫斯科在财政方面的依赖也在逐渐减少。[2]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全部撤出上海，退往江西苏区，这种财政援助也随之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在财政上被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进而会改变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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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改变还表现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换上。自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其中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取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绝交。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到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但是，在1930年以前，莫斯科指导下的中共革命几乎完全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策略，在经历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莫斯科调整了这一方针，中共革命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并且从群众暴动转向了军事斗争。如此一来，俄国人指导的权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按照俄国模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崛起，或可谓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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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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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人相继与共产党分裂，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中国的军队里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莫斯科显然没有放弃把它的人留在中国的努力。是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这个时候甚至成了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斯大林不承认他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他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3]因此，武汉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和平“分共”举措，共产党人就在加伦的建议下，齐集南昌，于8月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另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对抗。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月7日在汉口召集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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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一南昌暴动，到9月9日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从11月1日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俄国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广州暴动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暴动者的红旗，到处招摇过市，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4]结果，广州暴动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所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动者一起，被残酷杀害，甚至一度曝尸广州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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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承认，这一绝交行动还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它驻北京的使馆和驻北方个别城市，如驻哈尔滨的领事馆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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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眼见南京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已指日可待，莫斯科很清楚，其对华政策的失败已显而易见。对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莫斯科一直坚持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人，政策从统战走向暴动，革命还是连遭重挫。特别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深受刺激，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从组织上来一番根本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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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莫斯科不惜花钱花力，运用各种办法，通过地下渠道，将他们选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所谓中共代表，从中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和东北边境地区，然后把他们分批偷渡到苏联，再送到莫斯科郊区，在苏联的领土上，召开了一次由苏联人亲自安排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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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在他们帮助指导下完成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全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会议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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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莫斯科唯一正确意识到的一个策略性问题，就是他们明白地批评了瞿秋白，指出前一阶段的暴动政策很大程度表现出了一种“盲动主义”倾向。但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情况毫无了解的这些俄国人，还是一样很难了解中国共产革命正在呈现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等。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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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领袖向忠发的上台，完全没有可能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卓识，甚至也并不因其工人身份就与莫斯科的代表有良好的互动。恰恰相反，向忠发依旧不能不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等人进行组织宣传工作。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倾向甚至比瞿秋白还要强很多，他不仅力主在全国发动总暴动，而且声称中国革命必定引发列强干涉，苏联必须出兵中国东北，以推动世界革命的总决战。面对中共中央一意孤行，停止党、团、工会等一切组织活动，组成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必欲组织全国总暴动的情况，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向忠发却力挺李立三，与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并且上书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出面支持。[6]这种情况使莫斯科的领导人极为尴尬，他们虽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李立三，却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工人干部了。为了确保莫斯科的指示能够被最好地执行，他们只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显然相信，最有经验和最正确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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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选派进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1924年以后，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随着1925年中山大学建立起来，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其中较有名的一批留苏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方等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为了使大批长期在国内拋头露面的共产党人不被杀害，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秘密送到苏联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这其中包括有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人。而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在中共党内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百分之百地服从其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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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经过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由此开始，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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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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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特殊的性质，实际上还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当中，就有过相当明显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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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奉系军队开始大举回撤。而就在张作霖返回奉天（沈阳）的途中，对张作霖不选择满洲独立，始终坚持问鼎北京心怀不满的驻东北的日本军官，组织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张学良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这种诡诈手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最终于年底大胆实行了东北易帜的行动，使东北地区从此真正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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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自然不会根本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之下的特殊形势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国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中国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一时也没有可能。但是，张学良显然想要达到这一目的。1929年，藉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便尝试着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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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苏联方面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与中国人担任。对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等显然产生了不正确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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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张学良借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从事共产主义秘密宣传活动，突然派军警搜查了该领事馆，拘捕了大批人员。其中主要是前来领事馆集会的中东铁路沿线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以及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团体和部门的俄方负责人。[7]此举虽然带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其就此夺取中东路权的意图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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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一事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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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联此举对张学良并无威胁作用，再加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亦加以推动，很快，张学良就于7月10日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当日及次日，东北当局贸然派出军警人员，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派白俄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强令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进而逮捕驱逐苏方管理人员200余人，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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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这一事件，最初还是表示出愿意和平解决的态度。在其7月13日的最后通牒里，仍提议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一切问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6日的复照态度强硬，宣称此举纯粹是因为近年屡次发觉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致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措置。此次东北当局之举措，亦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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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方不理会苏联从速释放被押苏方人员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动的要求，苏联政府于17日强硬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进而，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纷纷撤离回国，中东铁路苏联职员亦相继辞职或离职。苏联并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苏联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伦为统帅，开始对东北当局以武力相威胁，包括拘留中国侨商上千人，扣留中国轮船多艘，并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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