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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此之外，1926年以后还增加了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的对口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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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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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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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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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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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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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1-01，106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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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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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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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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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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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见《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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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苏方几年前披露的情况，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见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秘》，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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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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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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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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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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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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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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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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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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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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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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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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