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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78 [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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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80 [7] 《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1-01,106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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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82 [8]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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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84 [9] 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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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86 [10] 《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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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88 [11] 《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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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90 [12] 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见《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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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92 [13] 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苏方几年前披露的情况,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见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秘》,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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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94 [14]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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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96 [15]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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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298 [16]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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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00 [17]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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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02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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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04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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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06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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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08 [21]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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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13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2]
1702869314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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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16 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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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18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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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2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1]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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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22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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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24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3]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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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326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5]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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