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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18]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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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对于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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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19]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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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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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湖南军阀何键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中旬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20]而此时又传出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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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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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既然开始尝试着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且有意商谈军事互助问题，可想而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七大刚刚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尚无电报往来，再加上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够敏感，因此，一直到1936年7月，关于改变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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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建立起一台大功率的电台，并且发出了第一份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亦急于提前实施这一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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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了。十分明显，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规模内战的局面中去，莫斯科所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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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批评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明确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22]据此，中共中央亦不得不很快修正自己的策略方针。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们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承认此前“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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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而蒋介石的这种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时的愿望，几有天壤之别。好在中共中央对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比较实际的估计，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过高的要求，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24]而其核心的要求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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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并不那样悲观。不仅如此，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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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迅速，红四方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大部滞留河东，受到国民党追军围攻，无法实施原定接取计划。再加上11月上旬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绥远地区向红军提供援助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莫斯科也将运送物资的地点转到了新疆。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甘北河东的数万红军和中共中央既不能西渡，也不能留在甘北几县荒芜之地听任国民党军“进剿”。为解决自身生存问题，中共中央一方面不得不要求已经西渡的两万红军尽量留在河西，以牵制沿河两岸的国民党军队；一方面为解决部队生存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突围的办法，转去内地，在转战中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和过冬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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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立即陷入极端被动之中。张学良所率东北军连同家属有数十万人，自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已数年之久，全都仰赖张学良能够带领他们返回家乡。而张学良却一方面寄希望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寄希望于与日本有严重利害冲突的苏联。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威胁下，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帮助张学良夺回东北失地的可能？苏联也因1927年4月初奉张查抄苏联大使馆，和张学良本人1929年查抄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对张耿耿于怀，拒绝与张学良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所部调往陕甘，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意帮助张联苏抗日，他自然对此寄予强烈的希望。如今，中共中央和红军一旦突围远去，张学良联苏的希望也将化为泡影。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不得不出面要求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离开，然后亲赴洛阳见蒋要求抗日。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乘蒋介石亲来西安督阵“剿共”之机，破釜沉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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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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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的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28]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29]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30]根据这样一种方针，事变后即前往西安的周恩来全力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上了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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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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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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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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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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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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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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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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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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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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