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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立即陷入极端被动之中。张学良所率东北军连同家属有数十万人，自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已数年之久，全都仰赖张学良能够带领他们返回家乡。而张学良却一方面寄希望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寄希望于与日本有严重利害冲突的苏联。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威胁下，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帮助张学良夺回东北失地的可能？苏联也因1927年4月初奉张查抄苏联大使馆，和张学良本人1929年查抄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对张耿耿于怀，拒绝与张学良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所部调往陕甘，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意帮助张联苏抗日，他自然对此寄予强烈的希望。如今，中共中央和红军一旦突围远去，张学良联苏的希望也将化为泡影。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不得不出面要求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离开，然后亲赴洛阳见蒋要求抗日。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乘蒋介石亲来西安督阵“剿共”之机，破釜沉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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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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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的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28]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29]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30]根据这样一种方针，事变后即前往西安的周恩来全力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上了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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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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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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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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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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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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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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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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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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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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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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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代表团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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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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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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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蒋廷黻口述《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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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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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9～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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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均见《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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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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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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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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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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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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