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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之际，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注意到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美国大使赫尔利这时表现出强硬的反共态度，战后国共两党冲突难免，会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公开告诫：“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但是，毛泽东坚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因为，苏联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是总司令依然存在。故毛泽东明显主张：“准备廿、卅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他兴奋地表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由于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56]显而易见，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中央虽然知道苏联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这种外交协定真的会束缚住苏联援助中共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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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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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夜，因为注意到美国军队进攻的速度，特别是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原子弹，苏联军队没有等到中苏条约正式签订，就向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时日本关东军还有31个师团、13个旅团，总共97万人，加上伪满军、伪蒙军，总兵力超过了100万人，并且拥有5000余门火炮和将近2000架飞机。而苏蒙军队则有三个方面军137万人，再加上空军、海军等30余万人，各种炮将近3万门，坦克、自行火炮5000余辆，战斗机5000多架，其兵力和装备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由于东北三省的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比利时6个欧洲国家面积的总和，陆战区南北长1500公里，东西长1200公里，苏军要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发起进攻，进攻任务纵深达600～800公里，完成任务时间规定不超过3周，因此其指挥、联络，特别是部队协同与燃料等后勤供应的难度之大，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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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大连人民欢迎苏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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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难度，还在于关东军的防御工事体系十分强大。日本关东军从1934年起就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工事，到战前已构筑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筑垒地域和8000多个各种永备工事。筑垒面积正面达50～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包括有3～7个抵抗枢纽部。每一个抵抗枢纽部由3～6个支撑点组成，相互间均建立有火力联系。所有筑垒都是以当时最新工事构成，有钢筋水泥的炮兵和机枪永备火力点、钢帽堡、装甲观察所、土木质火力点、步兵掩体、反坦克壕和铁丝网，地下网四通八达，把各抵抗枢纽部连为一体。仅虎头筑垒地域，日军4个步兵中队、4个炮兵中队，不过1400人，就抗击了在航空兵支援下的苏军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的进攻。一直打到8月26日，苏军才消灭全部守军。在东宁筑垒地域，日军同样用2个步兵大队、2个步兵炮兵中队，不过2000人，抗击了苏军2个军的进攻。苏军曾经出动500架次轰炸机，并以40门大炮轮番轰炸，倾泻弹药7000吨，竟始终不能攻克。直到8月26日日军奉命投降，苏军才占领该地。整个作战日军伤亡仅150人。在海拉尔筑垒地域，日军以1个旅团4600人固守。苏军进攻兵力逐次增加到2个步兵师、2个机炮旅、4个炮兵团，并有飞机、坦克的支援，最终也未能攻下。日军伤亡1600人，苏军伤亡达到2000多人。[57]正是由于日军筑垒地域的顽强抵抗，苏军不仅付出了很大伤亡，而且凡遇到筑垒抵抗之处，均推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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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到长春代蒋介石为苏联红军授勋。图为宋美龄走出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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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日军的筑垒防御对苏军构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是，火力强大，并且在欧战中身经百战的苏军还是占据了极大的军事优势。到日本8月14日正式宣告投降之日，苏军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关东军的抵抗，俘虏了日伪军60余万人，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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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7年3月11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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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4月3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8～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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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记录》，1937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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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05～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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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见天津《大公报》1937年11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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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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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M.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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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475 ～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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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知陈立夫7月19日、王宠惠7月23日相继受命向苏联大使提出希望马上开始互助条约的谈判的要求。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于7月31日复电鲍格莫洛夫明确指示不宜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8月2日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转达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8、200、20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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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38年8月底，蒋介石和孙科在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当中，都反复提到了希望和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关系的条约的问题。苏联方面于9月8日再度复电表示，除非英美参战或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否则苏联无法单独参战。因为那样只会使日本的侵略合法化，并使列强怀疑苏联有赤化中国的野心。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4号，第121～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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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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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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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190、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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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 son Modem History（RPSDMH），495/74/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