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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补编》第三编（二），第559、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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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2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580～591页，转见SD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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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三项办法请核示电》，1945年7月3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如史达林坚持外蒙必须独立是否即中止交涉电》，1945年7月4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报告对东北问题之意见请示可否电》，1945年7月6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1～593、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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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6日条；《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必须以东北、新疆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我国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之交换条件电》，1945年7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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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7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600～603页，转见SD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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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蒋介石致宋子文转斯大林电》，1945年7月9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2，с.100～101，转见SD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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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9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623～630页，转见SD1203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纪录》，1945年7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10～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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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解决外蒙、旅顺、大连及中共等问题之意见电》，1945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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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11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2，с.124-131，转见SD12038；《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五次谈话纪录》，1945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30～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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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以大连自由港问题准予权宜决定电》，1945年8月11日；《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告以对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宜处置之权电》，1945年8月13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46、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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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蒋主席电宋子文院长外蒙独立问题之意见》，1945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中苏关系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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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外交部长王世杰呈蒋主席报告苏方决不同意外蒙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电》，1945年8月1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呈蒋主席报告外蒙疆界路局局长人选及旅顺置军事委员会等问题均已解决电》，1945年8月14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0～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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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2～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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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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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302～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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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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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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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中国，充满了变数，美苏的影响对中国战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渴望在美苏之间保持长久的和平，因此，斯大林格外重视不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制造麻烦。为此，当中共中央力图利用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天时地利，取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斯大林却出面进行了干预，坚持要让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实际上，斯大林是希望中共放弃武装，走法国人的路，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但是，毛泽东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行事。他去了重庆，却没有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事实上，莫斯科也很快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要想确保不让美国的势力进入被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中共军队引入东北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共之间的战争很快从关内延展到关外。尽管斯大林一直对中共的力量表示怀疑，最终他却不能不承认，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相反，没有按照他的意见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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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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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商战后“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在越南17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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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中共军队，遍布华北、华中乃至于华东沿海敌后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接收各重要城市及其各主要交通线十分便利。而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在鲁、苏、皖敌后，和部分在山西，邻近华北地区以外，其中央军的主力几乎都在云、桂、贵、川西南几省，距离沿海及各大城市还远在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这个时候突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无疑“完全是欺骗”。[3]故中共中央当即以朱德名义提出六项条件，公开声明！除非“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非得到我们的同意，否则“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接受日伪投降及其相关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之后，毛泽东才复电蒋介石，声称：“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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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先机之利夺取华北、华东各大城市，毛泽东除命令各地尽快接收中小城镇及其邻近的交通线以外，并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展开部署，预先派人入城潜伏，争取抢先占领这些城市。但就在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夺取中心城市的同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通过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魏德迈调动美机美舰向内地赶运西南地区的中央军，一面继续致电毛泽东，要求毛“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订大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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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就在蒋介石再电毛泽东，邀请其赴重庆谈判之时，斯大林也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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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表态，使一心想要用强硬态度对抗美国和蒋介石禁止中共就近接收日伪所占地区之举的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要强攻。而以现有的装备，不仅不能攻坚克敌，就是占了城市，也守不住。何况，中共中央必须要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还要设法乘苏军占领东北之际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如此才有可能背靠苏联，并根本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迅速改变前令，要求各地停止做夺取中心城市的部署。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做出姿态，先派周恩来去重庆，以便转圜。但三天后，蒋又电毛泽东，仍坚持“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并表示“已准备飞机迎迓”。[7]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有电来，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8]至此，毛泽东不能不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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