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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在东北发行的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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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方面外交退让，目的未变。这就是，坚持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决不能允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试图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很简单：决不允许第三者进入东北。然而，蒋经国却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民党坚持要把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人到东北地区来，对此，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他提出，因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同时鉴于在东北的重要产业实际上均为日资产业，故苏联方面将视其为战利品，一半应用于赔偿苏联的损失，另一半可用于赔偿中国方面的损失。他建议，东北所有重要企业全部都应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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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方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会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占领东北的苏军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了。1946年1月15日，东北行营负责接收抚顺煤矿的张莘夫一行人接收不成反被杀害。2月11日，美英又公布雅尔塔协定密约，显示苏方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之计划。此种消息不断传来，终于引发了2月16日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鉴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而国民党反苏意图明显，苏联方面终于破罐破摔，再也不管什么外交问题，明确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陆续开始撤退，沈阳以南一切地区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希望中共军队通过“大打”能够最大限度地夺取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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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致使南满大部分工业区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蒋介石一时颇为紧张。他这时才开始找到马歇尔，表示愿意承认东北也存在国共冲突，要求迅速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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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苏联红军将缴获的大批日本枪械转交给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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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中共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据此，中共中央也态度强硬地提出：“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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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注意到自己在东北的军队实力尚不足以控制全东北，中共中央于3月20日提出了以长春为限，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中共军队并据此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同时，准备在铁岭、昌图及四平等处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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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声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再度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这时，苏军也再度告知中共东北局，美国利用蒋接管东北来反苏，蒋则利用美反苏反共，苏联不想直接涉足东北，故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造成美蒋之被动。而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以便届时就近夺取三市。[17]据此，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四平、本溪全力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推进，进而于19日完全占领了东北政治中心长春市，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当然，由于国民党这时开入东北的军队以中央军为主力，且全为美式装备，多曾参加过入缅作战，作战力和火力均较强，而中共武装多半临时组成，又被迫要打自己所不熟悉的防御战，因此历经一个月左右时间，本溪、四平两处防守均被攻破，长春也很快陷落。仅仅是因为一时战线过长，中共又在南满组织作战，形成极大牵制，国民党军未能乘胜追过松花江，中共武装才得以确保在背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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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长春陷落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中共在山东等地报复作战一打响，国民党也乘机发起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的作战，原本已经实现了停战的关内地区，重又陷入内战之中，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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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冷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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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苏联报刊公开指责国民党“悄悄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把自己的军队开去进攻八路军”，谴责中国内战是美国挑起和支持的，其态度鲜明地站到了中共一边。[18]同年9月，在东北苏军已经全部撤回苏联4个月后，斯大林以书面的形式发表谈话，敦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军。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也发表了相应的声明，以为配合。紧接着，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规定双方领土一律向对方开放，双方的商船有驶往对方国家所有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双方国家的公司、团体、法人均可在对方国家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以及慈善事业等，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业，享有与对方国家公民、团体、法人同等的权利；双方商品在对方国家行销，税收与当地商品同等待遇；等等。[19]该条约形式上两国权利平等，但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国有利，而于中国并无太多实际利益。不难想象，国民党对美国和苏联所表现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将东北不加分别地纳入对美国全面开放的清单之中，这不能不对苏联当局形成强烈的刺激。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之际，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斯大林破天荒地复电毛、朱表示谢意，这清楚地反映出苏联这时已经越来越公开地厌恶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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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函中明确主张美国应当向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提供帮助，以反对极权统治。6月，美国通过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开始将欧洲国家区分成可以给予援助的自由国家和不可以给予援助的极权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有效地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和阻止美国插手东欧事务，下决心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宣告了以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强硬态度。[20]美苏两国的这种做法，把战后在美苏之间已经逐渐出现的隔阂与冲突，全面扩大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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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自然进一步促成了苏联和中共关系的接近。冷战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袭击并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考虑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问题，莫斯科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苏联方面愿意派出专机接运中共领导人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通过派驻在毛泽东身边的苏联医生阿洛夫与毛泽东保持密切的电报联系。毛泽东随后即提出了秘密访问苏联的要求，联共（布）中央一度表示赞同，并提议经过哈尔滨，再由苏联方面派机迎接。但在7月1日，考虑到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和国共内战形势，斯大林又转而提议“暂时推迟毛泽东赴苏之行为宜”。[21]而仅仅几个月后，中共就在军事上转入了攻势，国民党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就连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也报告说，中共军队在内战中已经掌握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22]据此，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曾经认为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才是正确的。[23]一个月后，斯大林做出决定：“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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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进行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极大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令，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至1948年12月5日，在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多公里，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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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侦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政策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却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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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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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地商量、推迟、再商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求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军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在手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却令人吃惊地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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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边，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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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两党领导人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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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过旅顺口，辗转石家庄，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派米高扬冒险来仍处在内战中的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斯大林始终对毛泽东秘密访苏感到不放心。因为他生怕一旦走漏风声，苏联政府将会因违反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而使美英和国民党找到借口撕毁协议，这将极大地影响到苏联根据协议和条约得到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旅顺港等种种权益。但是，眼看新中国即将诞生，确有许多问题要事先有所沟通，何况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难免会引起毛内心不快，故派米高扬秘密访华，既可直接商谈新中国建国问题，又可以平息毛泽东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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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急于访问莫斯科，就是因为看到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如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向苏联借款以及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关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等。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国党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需要与苏联党进行协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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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中苏两党之间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存在隔阂，因此，它们之间需要协商的远不止这些问题。还在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之前，两党之间还一度发生过某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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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8年秋冬，由于战争形势极端不利于国民党，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声浪就日渐高涨起来。对此，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接受。为此，他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了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并警告说，凡是试图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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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苏联方面“打算这样来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是赞成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其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调停的同意。”他并建议毛泽东在得到国民政府的提议时这样表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