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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向苏方提交了中方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草案，斯大林亲笔在草案俄文译本上做了大量删改。图为俄国档案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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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了，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为了对等，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中方的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10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经请示毛泽东后，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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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27]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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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29]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由于苏方的要求，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补充协定》没有公布。[30]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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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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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之一——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也就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的控制，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斯大林能够在旅顺港问题上主动做出让步，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31]而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一方面有迫于国际形势压力而不得已的原因，一方面恐怕还有更深层考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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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另一个要素，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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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谈外蒙古问题。斯大林不明所以，神态十分紧张，生怕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再出枝节。[33]然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外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照会文本，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照会与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34]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同意中方提出的协定草案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缔结。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要建立中苏同盟，莫斯科就必须在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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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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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前途始终放心不下。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1949年11月17日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35]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政府经过内部争论决定采取拉拢中国、离间中苏的策略。为此，杜鲁门以总统名义发表公开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国务卿艾奇逊则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俄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还声称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36]除了频频向中共示好，白宫还想方设法散布传言，甚至制造谣言，诸如“苏联要求对中国的战略要地实行控制”，毛泽东已被斯大林“软禁”，“朱德有足够的权威和领导才能约束刘少奇和亲克里姆林宫集团”，“中国正在被莫斯科出卖”，中苏条约“将给中国人民套上‘莫斯科制作’的镣铐”等，“以期达到最佳的宣传目的”。[37]斯大林对此万分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38]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39]斯大林当然清楚，与失去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在东北的经济利益相比，失去中国将是对苏联远东安全更大的威胁。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阴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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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目的就是控制朝鲜半岛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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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中方提出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40]冷战在欧洲形成以后，斯大林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苏美直接冲突的战争，所以曾一再拒绝金日成使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请求。[41]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接受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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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苏联无疑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苏联在议定书中提出补充的内容则是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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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早就知道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及其港口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提出，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43]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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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说到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原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一股对毛泽东的怨气。在毛泽东的逼迫下，莫斯科不得不两次做出让步，这是斯大林在他登上权力宝座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这不仅使他对毛泽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诚意表示怀疑，甚至产生了报复的念头。[45]斯大林1月30日答应金日成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实际上是在两个方面背弃了他对毛泽东的承诺。一是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支持朝鲜的统一和解放，但条件是等中国首先完成了统一的事业。这一点，至少到1949年底还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10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希望苏联设法说服金日成不要急于采取行动。11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意见，并答应劝说朝鲜人。[46]斯大林早就答应刘少奇为中共解放台湾提供飞机和军舰，见到毛泽东后，又再次做出保证。[47]二是毛泽东希望新中国建立初期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求和平：“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斯大林回答说：“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48]然而，在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下决心违背他的诺言。斯大林1月30日给平壤的电报意味着毛泽东既不可能先于朝鲜统一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恢复寻求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也许就是斯大林要毛泽东为他争得的中苏同盟条约付出的代价。至少，事情的结果就是如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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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国家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有缜密的通盘考虑。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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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苏条约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满足了中国的基本要求，但同时因双方利益冲突，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也有所加强，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落实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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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有关中苏同盟起源及其政治基础的讨论，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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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研究，还可以参阅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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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二章；Ле∂овскuǔ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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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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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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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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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