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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早就知道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及其港口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提出，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43]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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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说到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原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一股对毛泽东的怨气。在毛泽东的逼迫下，莫斯科不得不两次做出让步，这是斯大林在他登上权力宝座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这不仅使他对毛泽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诚意表示怀疑，甚至产生了报复的念头。[45]斯大林1月30日答应金日成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实际上是在两个方面背弃了他对毛泽东的承诺。一是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支持朝鲜的统一和解放，但条件是等中国首先完成了统一的事业。这一点，至少到1949年底还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10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希望苏联设法说服金日成不要急于采取行动。11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意见，并答应劝说朝鲜人。[46]斯大林早就答应刘少奇为中共解放台湾提供飞机和军舰，见到毛泽东后，又再次做出保证。[47]二是毛泽东希望新中国建立初期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求和平：“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斯大林回答说：“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48]然而，在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下决心违背他的诺言。斯大林1月30日给平壤的电报意味着毛泽东既不可能先于朝鲜统一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恢复寻求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也许就是斯大林要毛泽东为他争得的中苏同盟条约付出的代价。至少，事情的结果就是如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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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国家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有缜密的通盘考虑。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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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苏条约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满足了中国的基本要求，但同时因双方利益冲突，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也有所加强，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落实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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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有关中苏同盟起源及其政治基础的讨论，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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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研究，还可以参阅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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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二章；Ле∂овскuǔ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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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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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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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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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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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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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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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1册，第206、212页；参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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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汪东兴日记》，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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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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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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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26-29、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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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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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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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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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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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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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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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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