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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АВПРФ，ф.0430，оп.2，п. 18，д.5，л.1-7；АВПРФ，ф.04311，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8，1993，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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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实，想到用朝鲜港口取代旅顺港的并非只有苏联人。1945年4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会谈时，对雅尔塔传出苏联将租用旅顺和大连的消息非常敏感，表示中国很难接受这种要求。李海指出，一旦苏联强行进驻这两个港口，中国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顾维钧立即表示，如果苏联真想在太平洋拥有一个不冻港，那么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建造的三个海港，“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那里的港口都与中国东北的铁路相连，而且与苏联的海参崴也很接近。见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Leahy，Wednesday，April 11，1945，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No.5，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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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表面上很热情，但私下里对毛泽东从未有过好感的评论。见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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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АПРФ，ф. 45，оп.1，д.332，л.47-48；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以下简称《中苏关系文件》）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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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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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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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当然，说到斯大林的动机，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愿意一再阻止金日成要求统一的革命行动，以免重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所犯的错误，从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不好的名声。从已经确认的史实来看，上述几种推测从逻辑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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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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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在此期间，中苏同盟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1]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莫斯科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大门。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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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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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派兵赴朝参战。早在7月2日，即美国正式宣布参战不久，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就指出，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同时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2]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十三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并限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3]对于中方三番五次提出参战的暗示，以及金日成正式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显然，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战后朝鲜成为中国可以控制的地区。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并很快歼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后，在金日成急切地请求苏联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才把挽救朝鲜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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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10月1日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于第二天凌晨电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时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复电，告知中国志愿军将于10月15日出动。[5]但这封电报尚未发出，当天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毛泽东一面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一面召见罗申，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国目前出兵有困难。[6]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但毛泽东力主出兵，并鼓动彭德怀出任主帅。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坚持下，5日下午，会议决定出兵援朝。[7]虽然10月8日已下令组成志愿军，但毛泽东仍不放心。考虑到中国的困难，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和林彪去面见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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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在斯大林的黑海休养地举行了中苏领导人会谈。斯大林解释了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并劝中国立即出兵。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困难，要求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并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保证武器和装备，但空军尚未准备好，需等待2～3个月。经过反复讨论，双方最后商定，放弃北朝鲜，中国也暂不出兵，通知金日成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接到电报后，毛泽东于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经过毛泽东的一再劝说，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决定19日出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告知会议决定，但要求苏联答应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并保证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内出动空军。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正式通知了苏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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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但16日得到莫斯科的消息，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急召彭、高二人进京商谈。在18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9日晚，中国志愿军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9]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表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盟友，斯大林对此大喜过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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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在军事战略上的协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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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这些共同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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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歧。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2～3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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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应“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3]就在这一天，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及英、印等国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为此，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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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他认为，如果中国军队不打这一仗，“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5]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志愿军已无力再战。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占领汉城后，彭德怀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于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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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新任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也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立即与彭德怀进行会面，并发生了严重争吵，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17]于是，化解了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一场冲突。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考虑的只是暂时休整，而并没有放弃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朝鲜的战略意图。因此，周恩来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停火建议，结果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入被动局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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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立即停火的主张。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19]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希望苏联出面与美国联系，试探停战问题。斯大林亦表示同意。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希望斯大林亲自领导谈判。[20]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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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板门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21]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同日，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些情况。第三天斯大林便复电称：“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还亲自对金日成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不妥协立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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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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