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0207
1702870208
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经济实力不足，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既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及时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确有雪中送炭的作用。
1702870209
1702870210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35]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1950～1953年中苏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值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36]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在恢复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37]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38]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给予了全面的援助。[39]
1702870211
1702870212
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苏联还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这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两种途径实现的。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还提出“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1950～195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图书资料12万套册（中国提供苏联的只有2.5万套册），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复制成本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都能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40]
1702870213
1702870214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是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41]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42]按这个统计，不包括1950年，苏联来华高级专家已达1210人。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43]
1702870215
1702870216
此外，苏联还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44]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仅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45]
1702870217
1702870218
毫无疑问，与后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相比，斯大林提供的援助还是有限的。但同样不容置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援助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得以支撑一场战争，而且对于新中国整个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02870219
1702870220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因而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一种潜在的矛盾。
1702870221
1702870222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46]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702870223
1702870224
[1] 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1702870225
1702870226
[2]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5-37.这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根据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整理的资料，笔者保存有复印件。
1702870227
1702870228
[3]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91～92页。
1702870229
1702870230
[4]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第561～567、571页；笔者2000年9月12日采访柴成文（中国驻朝鲜武官）记录。笔者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新研究见《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
1702870231
1702870232
[5] 《毛文稿》第1册，第538、539～540页。
1702870233
1702870234
[6]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76～577页。
1702870235
1702870236
[7]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1～403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1702870237
1702870238
[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95～49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5～406页；《毛文稿》第1册，第556、558～56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81～584、588～593、597～598页；Ле∂овскuǔ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10。
1702870239
1702870240
[9] 《毛文稿》第1册，第559～560、564，567～56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6～40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7页。
1702870241
1702870242
[10] 《朝鲜战争文件》，第600～601页。
1702870243
1702870244
[11]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40页。
1702870245
1702870246
[12] 《毛文稿》第1册，第722页。
1702870247
1702870248
[13] 《朝鲜战争文件》，第635～636页。
1702870249
1702870250
[14] 《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6页。
1702870251
1702870252
[15] 《毛文稿》第1册，第741～742页。
1702870253
1702870254
[16] 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83页。
1702870255
1702870256
[17] 《彭德怀自述》，第349～350页；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1951年1月10～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记录。
[
上一页 ]
[ :1.7028702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