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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是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41]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42]按这个统计，不包括1950年，苏联来华高级专家已达1210人。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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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还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44]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仅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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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与后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相比，斯大林提供的援助还是有限的。但同样不容置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援助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得以支撑一场战争，而且对于新中国整个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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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因而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一种潜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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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46]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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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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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5-37.这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根据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整理的资料，笔者保存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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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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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第561～567、571页；笔者2000年9月12日采访柴成文（中国驻朝鲜武官）记录。笔者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新研究见《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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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文稿》第1册，第538、539～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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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76～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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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1～403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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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95～49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5～406页；《毛文稿》第1册，第556、558～56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81～584、588～593、597～598页；Ле∂овскuǔ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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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文稿》第1册，第559～560、564，567～56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6～40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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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朝鲜战争文件》，第600～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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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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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文稿》第1册，第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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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朝鲜战争文件》，第635～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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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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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文稿》第1册，第74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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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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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彭德怀自述》，第349～350页；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1951年1月10～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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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详见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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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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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朝鲜战争文件》，第786、804～805、808～809、828～831、838～839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22～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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