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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45；Jon 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in William J. Williams 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1993，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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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聂荣臻回忆录》，第757～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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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朝鲜战争文件》，第607～608、625～626、694-695，769～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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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上材料均是笔者根据2001年6～9月多次对王亚志的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王亚志在19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后调国防科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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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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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86～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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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66、268、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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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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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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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Фuлаm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7-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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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86～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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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Фuлаm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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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116～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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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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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787-791页；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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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笔者对中苏在停战问题上政治分歧的论述，详见《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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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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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55年中苏关系平稳发展，很快进入了蜜月时期。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并提出了斯大林问题，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也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认为，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还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1]这种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的说法长期以来没有在中国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以至于很多研究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2]然而，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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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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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搞清楚苏共二十大路线究竟是什么。苏共二十大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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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鉴于当前时代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即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和平竞赛的方式。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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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采取一切措施积极发展农业；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没有根本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这些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能坦白讲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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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但全面发挥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是赫鲁晓夫10月25日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为众所周知，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再声明，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而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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