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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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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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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毛文稿》第6册，第5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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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见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0，第4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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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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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РГАНИ （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ф.5，оп.30，д.163，л.88-99；《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587～2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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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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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641～2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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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文稿》第6册，第20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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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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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加拿大学者吕德良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摧毁了苏联赖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见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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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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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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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以后的中苏关系确实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推动双边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而中国方面的响应也非常积极。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又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无论是稳固其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是保证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都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支持。对中国而言，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现代化发展起步很晚，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导致科学技术滞后，经济水平低下，中共如想迅速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只能依赖苏联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这种互补性显得十分突出。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也是此期双边关系急速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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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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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鲁晓夫在其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便开始注意调整对华政策，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经济上加强对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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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1]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2]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0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就此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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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签署协定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4]特别是中方在协定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一些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5]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定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要陈云立下“军令状”，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初稿。国家计委要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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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中国不得不走“上层路线”，于是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当时负责苏共中央工作的赫鲁晓夫便召见了苏方主管谈判的米高扬和科瓦利，详细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的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谈判气氛以及苏联各部委对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得以顺利通过，根据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也代表外交部参与了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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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视察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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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帮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8]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9]这在当时多少有些超出了党中央的工作范围，1955年1月马林科夫正式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主管了全面工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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