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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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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641～2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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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文稿》第6册，第20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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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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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加拿大学者吕德良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摧毁了苏联赖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见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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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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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以后的中苏关系确实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推动双边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而中国方面的响应也非常积极。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又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无论是稳固其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是保证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都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支持。对中国而言，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现代化发展起步很晚，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导致科学技术滞后，经济水平低下，中共如想迅速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只能依赖苏联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这种互补性显得十分突出。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也是此期双边关系急速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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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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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鲁晓夫在其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便开始注意调整对华政策，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经济上加强对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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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1]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2]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0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就此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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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签署协定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4]特别是中方在协定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一些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5]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定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要陈云立下“军令状”，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初稿。国家计委要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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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中国不得不走“上层路线”，于是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当时负责苏共中央工作的赫鲁晓夫便召见了苏方主管谈判的米高扬和科瓦利，详细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的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谈判气氛以及苏联各部委对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得以顺利通过，根据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也代表外交部参与了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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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视察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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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帮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8]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9]这在当时多少有些超出了党中央的工作范围，1955年1月马林科夫正式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主管了全面工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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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撤离旅顺口（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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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1]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2]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1954～1957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3]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14]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46%），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80%和62%，1957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5]显然，1956年和1957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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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可观的。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订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其中1955～1959年分别为25896套、3359套、9837套、2678套、10022套，均占总数的70%～90%。[16]此外，1954～1957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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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11.3%的速度发展，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694个（至1957年为992个）建设项目为骨干，全面展开基本建设。[18]到1957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有的行业甚至100%是苏联援建的。而且，苏联帮助新建和扩建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引进的成套设备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有的甚至在苏联是最先进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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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84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10亿卢布。这笔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7%的资金，当时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已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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