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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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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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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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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内部参考》第2255期，1957年7月12日，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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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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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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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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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69-279.关于朱可夫事件的详细过程，见Наумов В. П.“Дело”маршала Г. К. Жукова，1957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5，с.87-108；№6，с.71-91；2001，№1，с.79-99。在10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朱可夫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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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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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863～2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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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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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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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讨论的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比较特殊和敏感的问题：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2]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3]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已经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试制了原子弹，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4]同时，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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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赫鲁晓夫开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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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6]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7]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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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9]虽然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毛泽东想到的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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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11]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的任务就是组织原子能科学研究、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12]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无意向中国透露核技术的秘密。1953年3月，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只接触到了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13]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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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再次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问题。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科学家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要苏联的帮助。[15]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致信李富春、贾拓夫，并随信附上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报告。信中建议，加强对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政治领导，同时开始准备技术力量；把铀及石墨的勘探提到工作日程；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尽可能争取在“二五”计划着手建立原子反应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是值得考虑的，这几年的准备工作也是需要的。”[16]于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答应，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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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核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的提取，十分艰难和昂贵。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铀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才有开采价值；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18]其提炼工序之繁多，成品提炼比例之微小，工厂设备之昂贵和技术难度之大，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19]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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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20]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21]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22]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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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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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答应提供核技术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及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24]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25]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26]毛泽东终于向他梦寐以求的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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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27]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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