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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弹研制方面，苏联一方面继续提供技术资料和样品，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导弹部队。1957年11月26日苏联国防部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80]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24日，当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81]几天以后，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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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钱学森鼓励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三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83]在此期间，1958年9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由12名苏联专家授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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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前来指导的苏联专家共95人同时到达。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参加这期训练的干部共464人。理论训练分17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85]1959年10月7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后来总结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的办法打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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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据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忆，他们给中国人讲课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只能讲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和技术资料，“苏联领导人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开始，专家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苏联专家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87]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知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88]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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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而是苏联的政策规定。如铀浓缩技术，苏联当时已掌握了十分省电的离心机，而给中方的仍然是耗电量极大的扩散机。又如后处理技术，苏联给中方的是已经落后的沉淀法，而当时欧美都已采用先进的萃取法。再如，核武器技术传授，苏方限定专家只能讲以钚为装料的原子弹，而根本未涉及铀装料的技术问题。[90]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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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92]但无论如何，对中国的核援助是苏联对华援助的顶峰。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政治合作也达到了最高水平，能够表明这一点的，就是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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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严格的意义上，核武器仅指核弹头，从广义讲，这个概念包括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亦称火箭、飞弹），当时在中国也称为尖端武器或国防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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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4，Fall1994，pp.14-18；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Mark Kramer，“Documenting the Early Soviet Nuclear Weapons Program，”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266-271；John Gaddis et al.ed.，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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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笔者所见，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53；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 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6Г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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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回忆录》；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本书编写组《聂荣臻传》；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等。研究中国核问题的英文论著不计其数，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专著（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其中一节简要论述了中苏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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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该文第一次将中国发展核武器与苏联的关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其缺陷是只依据中方的史料，故对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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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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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с.224-22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pp.2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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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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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6-19.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有学者认为，这一保证的条款，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5）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前引内容出现在苏联外交部1月9日起草的条约第二稿草案中，而那时周恩来还未起程来莫斯科。参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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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子龙回忆录》，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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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ЦХСД，ф.5，оп.30，д.7，л.18-20，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 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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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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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0页；维克托·乌索夫（В.Усов）：《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俄文网站（www.news2.ru/）已经检索不到2003年的内容了。另见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9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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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笔者2001年6～8月采访王亚志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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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57～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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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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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看来需要有关档案解密才能知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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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李鹰翔，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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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据俄国的解密档案，按当时价格计算，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2-244）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62.99亿元（《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07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页），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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