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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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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空军回忆史料》，第481～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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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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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笔者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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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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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1957），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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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第2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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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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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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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2～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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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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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1]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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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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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二十大期间开会决定予以解散，同时讨论了国际共运今后的活动问题。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可以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2]3月29日赫鲁晓夫向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四个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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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4]当然，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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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通报中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5]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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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的有效方式”，当然就不再是建立情报局或联络局一类的机构。对此，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说：“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至于联合刊物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为了“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刊物还是要办，但“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7]显然，毛泽东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原则上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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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也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9]然而，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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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就更显得有必要了。这时，由于在波匈事件中发挥了特别的影响和作用，中共此时对于参与世界共产党事务就感到更有责任，其表现也更加积极主动了。1957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善后事宜，在此期间，先后与苏共和南共商谈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10]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大使的提问，周恩来回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感到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1]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通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12]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13]中共为何会想到拋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召集会议？就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对此还无法做出确定的解释。不过，铁托的态度很可能使中共感到这次会议目前还不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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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商议。会议提出，可以先分别与南共和中共协商如何召开会议的问题。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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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15]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只得答复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16]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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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6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并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草案要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17]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六月事件。工作只得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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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共的意见在莫斯科就更有分量了。7月9日，苏联代办阿布拉希莫夫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回答是：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18]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颗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8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19]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20]10月6、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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