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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尽管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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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甚至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37]因此，在苏共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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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39]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40]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41]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42]在会谈中，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43]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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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带头发言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45]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哥穆尔卡也发了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46]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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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47]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为首者就理当更换了。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谁当家长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当家，听谁的话。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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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上出现的其他分歧意见和矛盾，也都在宣言中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48]经过中苏两党的共同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但是，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中苏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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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的即席发言语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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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确实是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不仅苏联对其接待规格与众不同，而且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就成为关注的中心。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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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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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访苏（195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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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49]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50]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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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里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52]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53]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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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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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这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第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坐不住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55]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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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57]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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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59]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苏共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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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61]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62]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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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个同盟里这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是，莫斯科会议所反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植根于他们对时代特点的理解完全不同。苏共认为，战后的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战胜帝国主义靠的是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战争；中共则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仍然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因此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手段必然是革命和战争。这种理念的分歧和对立，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由此而涉及各方面的政策和方针。所以，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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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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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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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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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主席同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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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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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