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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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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这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第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坐不住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55]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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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57]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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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59]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苏共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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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61]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62]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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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个同盟里这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是，莫斯科会议所反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植根于他们对时代特点的理解完全不同。苏共认为，战后的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战胜帝国主义靠的是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战争；中共则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仍然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因此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手段必然是革命和战争。这种理念的分歧和对立，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由此而涉及各方面的政策和方针。所以，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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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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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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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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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主席同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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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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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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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РГАНИ，ф.3，оп.12，д.68，л.52-53，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с.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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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14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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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Аǔ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352-368.《真理报》1956年7月2日和《人民日报》7月6日刊登了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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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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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267～27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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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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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的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09页。阎明复（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莫斯科当时从彭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1，с.991）依此判断，彭真当时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全部告诉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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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24，99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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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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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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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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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少奇年谱1898～1966》下卷，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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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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