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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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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34]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35]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36]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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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仔细的研究，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其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38]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39]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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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41]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蒙古劳动者月刊》载文提及建立人民公社时写道：“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越南《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表明，越南正在和将要模仿中国推行“小规模地方工业”，并广泛运用中国“试验田”和“密植”的经验。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42]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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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杰留辛回忆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43]为了给人们“打预防针”，免得大家都对中国“盲目效仿”，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44]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哥穆尔卡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下同心协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是困难的”。[45]这个批评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又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46]这明摆着是在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影响发生了作用。1月17日胡志明在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时说：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日夫科夫在1月19日的经济发展报告提纲中解释说，保加利亚农业合作社的扩大，是“按苏联的例子”进行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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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7月18日访问波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听众提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社时，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却对苏联在1920年代曾经出现的公社大发了一通议论。赫鲁晓夫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赫鲁晓夫总结说，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苏联才建起了集体农庄。[48]如果只是这样说说，就算了，而且波兰报纸在发表时也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但7月21日的《真理报》偏偏予以全文发表，看来赫鲁晓夫是有意要同毛泽东唱对台戏。[49]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公开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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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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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50]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道，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51]在这种情绪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隐晦的批评，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52]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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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58年形势，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虽然出了一些乱子，但成绩是伟大的。[53]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薄一波和陈毅，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54]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个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55]就在这时，7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时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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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56]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毛泽东这时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国庆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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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个没有公开受到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苏共完全可以辩解说那是在做自我批评。[58]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59]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毕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最终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千百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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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性格同铁托一样，既桀骜不驯，又固执己见，他如何会向赫鲁晓夫低头？如果说在对内政策的分歧方面，中共确有难言之隐，无法公开与苏共争辩是非；那么，在对外政策的分歧中，毛泽东则感到真理在握，信心十足，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莫斯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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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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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8～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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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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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72-78.陈兼最近又撰文专门讨论了“大跃进”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见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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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罗平汉：《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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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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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4、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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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十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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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子龙回忆录》，第187、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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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17～23页；《毛文稿》第7册，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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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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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93、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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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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