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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58年形势，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虽然出了一些乱子，但成绩是伟大的。[53]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薄一波和陈毅，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54]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个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55]就在这时，7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时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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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56]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毛泽东这时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国庆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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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个没有公开受到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苏共完全可以辩解说那是在做自我批评。[58]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59]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毕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最终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千百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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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性格同铁托一样，既桀骜不驯，又固执己见，他如何会向赫鲁晓夫低头？如果说在对内政策的分歧方面，中共确有难言之隐，无法公开与苏共争辩是非；那么，在对外政策的分歧中，毛泽东则感到真理在握，信心十足，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莫斯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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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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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8～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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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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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72-78.陈兼最近又撰文专门讨论了“大跃进”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见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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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罗平汉：《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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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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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4、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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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十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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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子龙回忆录》，第187、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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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17～23页；《毛文稿》第7册，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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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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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93、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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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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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毛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9～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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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3，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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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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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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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吉林省档案馆，1/1-14/71，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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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吉林省档案馆，1/1-14/71，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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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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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内部参考》第2638期，1958年11月20日，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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