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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 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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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杰留辛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的发言，丁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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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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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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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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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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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内部参考》第2831期，1959年7月26日，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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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1～232页。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苏联人还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见《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023～3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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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叶子龙回忆录》，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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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长春市档案馆，1/1-11/60，第175～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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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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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6，第5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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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70～74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172～318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38～239页；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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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毛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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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462～463、504、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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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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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事实上，赫鲁晓夫也一再表示，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苏共与中共没有分歧。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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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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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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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最早是从军事合作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所有这些，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出兵朝鲜，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结果对于保障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线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年发生的几个引起中苏关系变化的重大事件，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炮击金门等，也反映在军事合作方面。[1]但与1950年代初期不同，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恰恰表明，中苏之间的合作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军事战略和策略上的不同考虑，也有因处事不当引起的感情冲动和相互猜疑，但最主要的，是中苏在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又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方针，以维持同盟，保证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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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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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军事力量，华沙条约的宗旨虽然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其作用不可忽视。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不过苏联确曾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2]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就表示，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3]这个声明非正式地把中国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做了类似的保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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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参加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中苏军事合作具体化。赫鲁晓夫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承认华沙条约对亚洲和中国安全的重大作用，认为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合作，是必要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式，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方针，中苏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对具体的战略和策略认识却有分歧。彭德怀出国前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朱可夫在与彭德怀会谈时指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双方各执己见，赫鲁晓夫表示还可以再讨论。[5]到1957年毛泽东访苏，中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私下谈话时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这番言论令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云。[6]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继续合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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