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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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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6，第5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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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70～74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172～318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38～239页；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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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毛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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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462～463、504、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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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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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事实上，赫鲁晓夫也一再表示，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苏共与中共没有分歧。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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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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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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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最早是从军事合作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所有这些，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出兵朝鲜，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结果对于保障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线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年发生的几个引起中苏关系变化的重大事件，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炮击金门等，也反映在军事合作方面。[1]但与1950年代初期不同，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恰恰表明，中苏之间的合作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军事战略和策略上的不同考虑，也有因处事不当引起的感情冲动和相互猜疑，但最主要的，是中苏在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又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方针，以维持同盟，保证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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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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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军事力量，华沙条约的宗旨虽然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其作用不可忽视。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不过苏联确曾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2]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就表示，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3]这个声明非正式地把中国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做了类似的保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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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参加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中苏军事合作具体化。赫鲁晓夫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承认华沙条约对亚洲和中国安全的重大作用，认为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合作，是必要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式，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方针，中苏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对具体的战略和策略认识却有分歧。彭德怀出国前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朱可夫在与彭德怀会谈时指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双方各执己见，赫鲁晓夫表示还可以再讨论。[5]到1957年毛泽东访苏，中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私下谈话时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这番言论令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云。[6]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继续合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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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把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推上了顶峰，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7]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会议结束不久，12月14日，中国大使刘晓奉命通知苏联外交部：“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中方随后递交的备忘录，列出了联席会议的十项职责：“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8]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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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27日，尤金大使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9]2月1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告知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10]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11]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12]4月4日，苏联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13]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14]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9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15]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16]此外，2月28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面交了苏共中央关于举行东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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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2月28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18]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19]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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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苏联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要求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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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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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研究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21]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大发雷霆，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和现行政策提出严厉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22]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23]然而，由于缺乏史料，有关“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24]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两次，与赫鲁晓夫四次）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此外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事件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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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几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看来，提出中苏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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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由苏联自行设计和制造并装备了Р-11ФМ洲际火箭的АБ611型潜艇结束了航行和战斗性能的一系列试验，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25]随之而来的便是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信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通信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并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信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26]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27]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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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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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察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察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30]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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